刘淑坤一名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的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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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帖子是我经网友加好友同意后才转发到论坛来的，她的网名叫勇士人生意为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看后多多发表自己的看法，谢谢。
刘淑坤，女，现年58岁。家住辽宁铁岭调兵山市xx村，从1981当上乡村医生至今已有28年了。这28年来，我在这个岗位上默默耕耘，不计得失。挥洒过汗水，流过泪水，也收获过许多的荣誉。现如今我已近花甲之年，身体日渐虚弱，多年的腰外伤和新患上的眩晕病（脑供血不足）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我。老伴儿比我还要年长，身体也更差。我们村昰采矿下沉区，所以人均只有2亩多地。孩子们都已分家另过但把他们那2亩多地也给了我们，一共9亩多地，这就是我们老两口一年到头全部的生活来源。已现如今的高消费一份礼钱就是100元，最少也是50元。我们的这点收入勉强维持温饱，人老了没办法！干力气活吧，没有力气，继续干医务吧，又到了退休年龄。村里的“低保”待遇有光顾不到我们，理由是干了一辈子乡医，说没钱谁信。可谁不晓得，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国家的多少变化，农户人家才过上几天好日子，我家有两个儿子，从小到大又是穿衣又是吃饭还要上学结婚，处处都是大花销，就算攒下点钱难道就永远也花不完吗？唉！！！
我经常在空闲的时候，看墙上的“荣誉证书”动辄百感交集：难道我们年轻时的选择错了吗？别的行业退休了都有点养老金，怎么我们这个救苦救难，扶危济困的光荣行业到了风烛残年，就无人问津成了四不管了呢？全中国有百万余乡村医生，像我这样得到过这么多证书，受到过这么多表彰的肯定昰少数。我的生活都如此艰难，和我同龄的或年长的那些老乡医又会怎样呢？古语说：医者仁术也。从医的那个人没有一颗仁心呢？难道我们这些仁义之人就注定没有好结局吗？我曾经到上级部门反应过情况请求给我们这些无门无派，无依无靠的老乡医以关怀，但ZF的回答多昰：“上级没有条文啊。”

我的两个儿子都生活在农村，都是三口之家，生活也不容易。我大儿子也当上了乡村医生，算来也有12年“工龄”了可积蓄却不及工龄的四分之一。还经常遇到些不大不小的医疗纠纷，每次都把人吓个半死。他常说：“出一次事就全完了。”别人劝他说：“别干这行了，高风险低收入，平时管的人不少，出了事故还没人管，干啥不吃碗饭。”可他总是说：“我热爱这行，更爱这片土地，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这里的人民需要我。” 我知道这话他说得不大，很真实。我儿子1997年卫校毕业，1999年国家刚开始实施“执业医师”考试制度时，他就以高分考上了“临床执业助理医师”按国家制度5年后可以考“执业医师”。2007年的考试除了一些问题——泄题事件，随后进行的复试难度加大了许多，可他还是考了过去。随后进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定点制度。他的卫生所一直担负着村里的妇幼保健任务并且昰规范药房，因此成为了“定点医疗机构”但他也面临许多的难题。比如室内改造,配置器材以及电脑打印机，网费等共花了一万五六千元。800多口人的村子两家定点诊所，ZF给的报销额又很少，病人多的一家肯定昰很苦恼的。但他依然坚持，他的朋友经常到我家来做客，言谈中透露出来的多是对这个行业的些许怨言，但更多的还是热爱，是啊！不热爱谁会在如此渺茫的前景下还坚守呢？也许昰宿命吧！
我们是一群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农村卫生事业的乡村医生，也是一个被上级部门几乎遗忘了弱势群体。
1966年，毛主席在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中提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把我们定名为“赤脚医生”。42年过去了，当年的“赤脚医生”有的已经去世，大多数白发苍苍，新老交替，新陈代谢，我们这些乡村医生在日益艰苦的条件下，依然扎根农村、服务农民。
60年代，我们身背药箱，手提开水瓶，送药到手，看服到肚。70年代，查治血吸虫病，与病人同吃同住，送药到口。80年代，预防接种、填卡证、上报传染病调查、改水改厕……农村哪一个群防运动（如各种虫病普查，四苗六病，疟病，造册上卡等等）没有乡村医生的奉献？尤其是2003年非典期间，外地民工纷纷返乡，我们在防护措施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就赤膊上阵，与国内各疫区归来的疑似病例全是零距离接触。乡村医生走村串户，爬山越岭，把防病治病送到农村各家各户，从普服防疟药到防控禽流感，从抗洪救灾到防治非典，从抗震救灾到防治手足口病，积极做好了上级交给的各项农村公共卫生及预防为主的保健任务，党和ZF不应该忘记我们。
因此，我们真诚地呼吁省市县各级ZF和卫生主管部门深入基层调查，以“两会”文件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乡村医生的工作及待遇问题纳入ZF为民办实事的议程，为我们乡村医生指明一条出路为盼！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六岁父亲就去世了。如果不是缺钱和缺医少药。也许他不会走的那么早，那年他只有三十七岁。从那以后我就热爱上了医学。那是一个红红火火的年代。正因为那个年代太过红火了，以至于学校都不太愿意教书，加上家里没钱，我就没有读太多的书。我共有姐弟五人，母亲带我们生活很不容易，我早早的参加了劳动。由于我的聪明和努力，我先后在生产队当过保管员和妇女主任。但后来的某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每村要培养一个“赤脚医生”。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先是一阵剧烈的心跳然后就是失眠的三个夜晚，我突然觉得祖国的千万盏绿灯在为我照亮。不久以后有一个机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村小学缺少民办教师，校长点头叫我去。但就为了这份热爱和冥冥中的那种使命。我走上了从医之路，由此也揭开了辉煌的前半生。

1986年，工作优异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铁法卫生局）

1989年，防保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铁法卫生局）

1989年，计划免疫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辽宁省卫生厅）

1990年，预防保健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铁法卫生局）

1991年，被评为“优秀***员”（大明镇党委）

1995年，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乡村医生”（铁法卫生局）

1996年，被评为“优秀***员”（大明镇党委）

1997年，卫生工作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铁法卫生局，铁法卫协会）

（由于以前当过妇女主任，所以一直兼职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

1997年，计划工作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铁岭市妇联)

1998年，计划生育工作中成绩优异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辽宁省妇联）

199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医生（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 ）

2000年，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铁法市人民ZF）

2000年，被评为全国优秀计划生育中心户长（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生委）

各位读者，各位同行，各位ZF领导，相信你们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些荣誉都会说一声“不容易”。我要说的是“的确不容易”。我一个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已经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从前我们年轻，共和国也年轻。我们流血流汗无怨无悔，就像一位母亲对子女的付出，从未计较过得失。今天我和我们这群人已经老态龙钟，共和国正年富力强，我们期待国家的资助。从新闻中我也了解到，乡村民办教师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那擦肩而过的职业今天已得到全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作为同时代的产物，我们这个职业是否该有个说法呢？教师与公务员享受待遇是应该的，公务员以干公务自居，难道乡村医生和乡村教师干的就是私活吗？相对而言，乡村医生所承担的工作量和风险比乡村教师又要大几倍？难道付出和回报不该成正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