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国的卫生工作迎来一个重要拐点——医疗服务的重心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

　　是年6月26日，毛主席得知中国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等情况后，措辞尖锐地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主席发出指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当日震动天下、至今余响不绝的“六·二六指示”。

　　此后至1980年的15年间，一大批“头戴草帽、肩背药箱、双手老茧、两脚泥巴”的赤脚医生，活跃在农村的田间地头，为农民防病治病作出贡献，并赢得世界赞誉。

　　当时光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体制改革，人民公社的解体、集体经济的式微，瓦解了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村卫生室。伴随村卫生室的纷纷倒闭或转为个体经营，农村卫生工作出现滑坡，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矛盾凸显。

　　也在这一时期，国家提出建立赤脚医生考试制度，对考试合格者，颁发“乡村医生”证书，考试不合格或未参加考试者则统称“卫生员”。1985年，卫生部通令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的称谓。

　　时至今日，虽然赤脚医生更名为乡村医生，但其“农民”的身份并未发生根本改观，致使大部分地区的乡村医生在工资收入、福利待遇、教育培训、职称评定等诸多方面遭遇歧视。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是：乡村医生难，开诊先筹钱；诊病无设备，全要凭经验；看病多赊账，微利大风险；疗效不明显，连本都不见；民师能转正，兽医有保险；村医人渐少，今后怎么办？

　　这个关于“今后怎么办”的问号，在新医改推进两年多来的今天更为夺目——乡村医生承担的工作不断增加，相应的制度安排欠缺依旧，令不少本该“救人”的乡村医生疲于“自救”，甚至默然出走。

　　此外，由于不少地方ZF的财政补助未能及时、足额跟进，以及国家对村卫生室的性质、定位界定不明等因素，一些村卫生室收不抵支、运转艰难。

　　而村卫生室是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的网底，乡村医生则是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这一个“硬件”、一个“软件”，正肩负着广大农村居民卫生防疫、常见病诊治等各项任务，对新医改目标的实现举足轻重。

　　从这个意义上，倘若乡村卫生“人走网破”，不独新医改将面临重重阻力，农民的健康亦将濒于失守险境。

　　于是，要不要让乡村医生“农”转“公”，要不要明确村卫生室的公益属性等问题，正日益引起学术界和决策层的重视。

　　可以说，村级卫生组织的发展走向，已经成为新医改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中国90多万乡村医生、60多万所村卫生室，会在新医改的征程中迎来命运的再次转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