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禄生现任卫生bu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在农村基层当过临床医生，后在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从事卫生管理的他，在1993年调入这家隶属卫生bu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后，一直致力于农村卫生的研究。他曾主持完成过卫生bu及国家有关部委、国际组织等委托的多项政策研究课题。这些涉及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等的研究成果，已有多项转化为ZF决策。 　　目前，王禄生将研究方向聚焦于村级卫生组织：“新医改5项重点工作中有4项与村级卫生组织密切相关，但目前对村级卫生组织的政策安排还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级卫生组织的发展，也影响着新医改的成效。”

　　6月10日，王禄生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畅谈了他对村级卫生组织的研究和思考。在他看来，“新医改进行到现在，我们对村医的政策已经不可回避，对村级卫生组织的问题也不可回避，他们不能游离于新医改之外。他们需要改革的政策，以便可持续发展，改革同样需要他们，否则改革难以到底。”

　　“村医的身份和他们从事的职业是矛盾的”

　　《瞭望》：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的矛盾已经凸显。你怎么看？

　　王禄生：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我们曾做过调查，乡村医生50岁以上的占23%，40-49岁的占24%，两者相加为47%。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乡村医生超过40岁。很可惜的是，2029岁的乡村医生只有7%。这就说明乡村医生队伍的确有青黄不接的问题，队伍老化的情况是存在的。

　　《瞭望》：乡村医生的队伍为什么会老化？

　　王禄生：一方面是职业留恋，老乡医对工作有了感情，就干下来了；另一方面，年轻人接不上，不愿意干，他也只有继续干下去。

　　《瞭望》：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当乡村医生？乡村医生的执业环境怎样？

　　王禄生：应该说，乡村医生的执业环境不是很好。

　　我们的调查显示，乡村医生的收入水平不高，平均每个月1000元左右。如果跟外出打工的农民比，他们的收入比技工，如电焊工等都要低，大致跟普工，比如砖瓦工等差不多。如果跟农村的类似行业相比，如小学教师，那就差远了，大概要差一倍。

　　我说的这个收入，包括业务收入，也包括ZF给的补助等。

　　当然，村医的收入水平因人而异，一些小有名气的收入还不错，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你要看到，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其收入都在涨。所以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行业，我们也发现已经有村医不干了，到外面打工挣钱去了。

　　再说社会保障，比如养老，村医基本77%都没有养老保险，今年可能好点，村医可以参加农民的养老保险了，但这个保障水平很低。

　　可以说，乡村医生的福利待遇、养老保障等确实是很差劲，所以年轻的不愿意进来，年老的只好守着岗位。

　　《瞭望》：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今日乡村医生执业环境这么“差劲”？

　　王禄生：我说的这些情况其实大家都知道，但一直解决不了。我们分析，根子就是乡村医生这个群体的身份是农民。

　　我国的很多政策是按照行业、身份来制定的。从行业看，教育有教育的政策，卫生有卫生的政策，从身份看，工人和干部的政策也不一样。

　　村医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过去叫赤脚医生，现在叫乡村医生，但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改变，仍然是农民。所以，凡是对农民有的政策他就可以享受，凡是对农民没有的政策他就不能享受。

　　更具体地说，虽然他们做着医生的工作，但并不属于600万国家卫生技术人员，是另类，所以国家对卫生技术人员的一切政策到他们这里就打住了。

　　比如，国家对医疗机构及其人员的一些政策，乡镇卫生院不用争、不用吵，自然就有份，但村卫生室及村医就没份。再如，如果是乡镇卫生院的医生，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们的职称可以往上升，但村医干一辈子还是村医，没有职称。

　　换言之，村医的身份和他们从事的职业是矛盾的。

　　《瞭望》：一般认为，乡村医生是半农半医的。

　　王禄生：是的。乡村医生最早叫卫生员，在1965年至1980年叫赤脚医生，是很典型的半农半医身份。

　　那个时候，他们一半时间都在务农，一半时间给农民看点小伤小病。这也没错，毕竟那个年代一穷二白，没有那么多医生，建国初期县上能有个县医院，能派得出医生就不错了，更别提村了，村里能有个人看病总比没有强，所以，当时的情况决定我们用了一些卫生员或半农半医的医生。

　　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们曾做过调查，从乡村医生的工作时间来看，他们一年365天，从事医疗服务的时间是217天，搞预防保健是98天，务农的时间只有45天。这意味着，假设刨掉节假日，他们实际上就是全职乡村医生，不是半农半医。

　　“新医改越来越离不开村医”

　　《瞭望》：既然乡村医生如此被忽视，那他们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王禄生：我认为我们离不开乡村医生。

　　最新的调查是，2008年年底全国共有61.31万所村卫生室，其在行政村的覆盖率已达到89.4%。

　　如果考虑到相当一部分行政村在乡镇卫生院的所在地，按照卫生bu要求，乡镇卫生院的所在地不设村卫生室，那么，村卫生室的覆盖率还是可以的。

　　再从村卫生室的服务半径看，东部、中部地区平均2.5公里左右，这基本能够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对卫生可及性(出门步行半小时能找到卫生机构)的要求，但西部地区平均是5公里以上。

　　如果拿掉村卫生室，让农民都到乡镇卫生院去看病，那么，乡镇卫生院的服务半径平均在十几甚至几十公里，西部更大，这就不可能实现对可及性的要求。

　　再从服务人口看，平均每个村卫生室服务约2000人，每个村医服务约1000人。研究显示，如果小于这个数，服务利用不足，高于这个数，则服务不过来。

　　所以，村卫生室不可取消。既然村级卫生组织在，那这个庙里就该有和尚，这个和尚就是村医。我们离不开村医，以后的发展还要靠村医。

　　《瞭望》：你说离不开村医，能否谈谈新医改两年来，村医对农民健康的作用？

　　王禄生：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认识到，新医改越来越离不开村医。

　　我们可以算一下，新医改的5项重点改革，除公立医院改革跟村医关系不大之外，其他4项都跟村医密切相关。

　　基本药物制度没有村医参与行吗？光在乡镇卫生院实行药品零差率，不在村卫生室实行药品零差率，是一个完全的药品零差率吗？

　　从公共卫生均等化来说，根据我们的统计，几乎这里面的活儿，一半都要村医去做。以慢性病管理为例，乡镇卫生院的服务人口平均在2万多人，如果没有村医，乡镇卫生院能完成定期测血压、测血糖等各项工作吗？

　　还有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乡和村是典型的基层，村卫生室如果垮了，网底就垮了，基层能强吗？

　　至于新农合的保障制度，村医给农民提供的门诊服务更是不可缺少。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农村病人在村卫生室首诊的比例高达57.3%，而且这个数据还在上升。

　　显然，新医改也好，农民的健康需求也好，都离不开村医这支队伍。如果这个队伍搞不好，让它垮了，那么新医改的很多任务可能就执行不下去了。

　　但遗憾的是，目前出台的新医改政策，关于村医的活儿有，但有关村医的政策则没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