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将就李玲教授的观点一一分析如下：

　　1、关于基层医疗机构“以药养医”、“药价虚高”、“过度医疗”的观点。

　　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市场份额仅占我国药品市场份额的10%，改革前都是以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市场价购进，以不超过国家最高零售价销售，它们的购销差价率普遍超过公立医院的加价率15%，它们确实是在“以药养医”，但是它们销售药品零售价与公立医院药品零售价相比要低得多，从来都没有象公立医院那样虚高到离谱的2000-6500%的程度。如央视报道山东私人诊所从批发企业以0.64元／支购进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实际零售价为2元／支，没有按照12.65元／支销售，并不是私人诊所不愿意挣钱，而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基层医疗机构都是靠技术、服务、价格竞争来吸引更多的患者。技术水平高、服务好、费用低，病人就多，它们的收入就有保障，而且无需ZF财政补贴也能承担基层的医疗服务。技术水平差、服务不好、价格贵，就会因为病人少、无法维持而淘汰。它们一旦出现医疗事故，就可能倾家荡产、关门歇业，因此技术好的基层医疗机构绝对不会强留没有把握治疗或者病情严重的病人在此治疗，他们会积极将病人转到上级医院，并以此服务获得良好的口碑而赢得更多的患者。

　　更为关键的是底价购进时，就没有医生回扣的空间，抗生素、大输液滥用就不可能形成。所以底价购进的合理“以药养医”有何不妥？说基层医疗机构药价虚高、过度医疗严重更是无从谈起。只有在顺价加价15%、禁止二次议价、零差价等政策下倒逼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回扣、返利下的“以药养医”才会出现当今如此严重的问题。

　　2、关于“重构基层医疗机构公益性”的观点

　　首先请问李玲教授什么叫公益性？许小年教授认为这个提法在学术界和理论界已经成为了公害。他说从来没有看到有人给公益性下一个定义，不知道什么叫公益性？这是一个在经济学里根本就不存在的概念，没有任何ZF部门，也没有任何专家学者对“公益性”下定义。在公益性的概念都没有厘定的情况下就有专家学者断定“医疗卫生是具有公益性的行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原因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急于当“御医”而不是当“良医”。

　　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前一直承担着基层老百姓基本医疗服务，根本就不存在公立医院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难道不是比公立医院更公益吗？在李玲教授看来，重构公益性就是要财政拿钱补供方，继续违背“十七大”精神，管办不分，政事不分，进而对公立医院的药品价格实行管制（如顺价加价15%或者零差价），但实践一再证明管制的结果是让老百姓看病更难、更贵，让ZF财政难以为继。所谓“重构公益性”就是想做大职能部门，实现部门利益制度化。大谈公益性、大谈ZF投入不够，一旦改革失败，永远将责任推给地方ZF不给钱。

　　李玲教授你的水平比我高得多，事实上你和我一样早就知道目前的医改必定失败，所以你老早就为自己的理论找好了托词--ZF财政投入不足。

　　3、关于“省级招标统一配送可以发挥团购优势，减少流通环节，规范基本药物生产流通行为，促进行业整合。”

　　首先十年来药品招标的结果，央视报道揭露无疑，无需多说。省级招标是否真能发挥团购的优势，上面已经用事实回答了你。这里我们重点说一下流通环节和行业整合的问题，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前药品供应模式与零售药店、私人诊所、民营医院一样，生产企业的药品以极低出厂价供应给大型药品批发企业，大型药品批发企业加价3-5%配送到各地市药品经营企业，地市药品经营企业加价5-8%给各基层医疗机构，这是多年来经市场竞争自然形成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药品配送模式。

　　商务部主管医药商业的市场秩序司副司长温再兴介绍:“2011年1至9月,全国医药商业总计实现利润90.5亿元 ,毛利率为8.5%，平均净利润率为2.1%。”这样的微利水平与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到几十倍相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怎能说是药品流通环节造成药价虚高呢？李玲教授可以去了解一下国内有些药品生产企业集团不通过任何流通环节，直接开票配送到公立医院，平均药价高出其他同类药品的近十倍。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药价虚高与流通环节多少无关。根本原因在于顺加15%管制政策，这么浅显的经济理论，你为何就不肯承认呢？引人深思啊！

　　经验证明，采用我建议的通过市场竞争的办法，实现生产经营企业优胜劣汰，很快就可以提高集中度，企业都会心服口服；在目前省级招标这种极端不公平规则下，如果用这种行政手段来淘汰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所有被淘汰的药品生产企业都不会服气，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李教授你就罪莫大焉。

　　4、关于“用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撬动大医改”。

　　这个问题确实太脱离了实际，用一个不到10%的市场去撬动占据药品市场份额80%的公立医院改革，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机构实施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如果推广到大医院，特别是基药招标方式和零差价，将会让大医院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

　　李玲教授，我认为医改并非世界难题，只要我们的思想不要禁锢在教条的理论基础上 (我说的教条理论就是所谓的“不能以药养医”、“重构公益性”、“流通环节过多导致药价虚高”)，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事实为依据，以数据为支撑，针对我们医改中的问题，拿出切实可行、一切为老百姓而不是为部门利益的办法，我们的医改就很容易成功。

　　基本药物制度是一个很好的制度，我们如果取消招标和零差价，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按通用名确定的报销价格并动态调整，适当扩大现有国家目录，不允许地方增补，严格限制独家品种。让基层医疗机构回归独立法人地位、归还它们的药品采购权和议价权，允许它们获取合理的差价收益，这种合理的“以药养医”方式，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但是要坚决制止药品回扣等不合理的“以药养医”方式。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的于明德会长最近提出了一个基本药物免费供应的办法，在国际上确实有类似做法，出现的问题是无法客观公正的选择生产企业、浪费严重，最后是成本高昂，极少推广，远远不及我所介绍的上述办法。

　　这一做法是基本药物制度成功的必由之路。如果我们继续采用现有的集中招标、零差率政策，基本药物制度将会适得其反。

　　李玲教授你撰文题目为《基本药物动了谁的奶酪？》，无非是想为官员遮丑。那么到底动了谁的奶酪呢？实际的结果是动了老百姓的奶酪，让他们看病更难、更贵，还要饱受药害之苦。你所坚持的行政垄断思维就像张维迎教授说的：“任何一种思想，无论在创造时多么正确，一旦变成垄断的思想，就会助长无知和无耻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如果不改变这种行政管制思路，基本药物制度这个好的制度就会变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你也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