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新年将至,始于2009年的“新医改”到了交卷的时刻。基本药物制度在村级医疗机构实行得怎样? 遴选与使用 在山东某沿海城市一个定点村卫生室,一位村民拿着一个曲克芦丁的药盒进来问,“有这个药吗?”村医张明回答说:“没有。”村民又问:“什么时候进药?”张明摇摇头:“这个药不在基本药物目录内,以后不进了。” “实行药品零差价销售的一年来,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没有’,说得自己都烦。”张明告诉记者,“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之后我们卫生室药品换了90%,厂家换了,规格换了,一些常用药没有了。老百姓不理解,说这么大卫生室怎么没药品?我同样也很迷惑。现在看病只能看着柜台上的药品开药,有时药少了都开不出方子来,说起来好像一个笑话。” 如此说来,基本药物在基层不够用显得不可思议。但基层医疗机构缺药的情况却是屡见不鲜。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一方面,由于民众存在“一分钱一分货,新药、贵药疗效好”的用药误区,以及受各种医疗广告的引导、长时间的用药习惯影响等,对新的药品目录不容易接受,因此会觉得药品短缺;另一方面,基本药物目录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特别是一些已经在临床上久经考验的成药及化学制剂都不在目录之内,给医生和患者都带来很大的不便。如:治疗咽炎的含化片,西安杨森的“吗丁琳片”、“派奇”、“头孢哌酮”、“头孢呋辛”、“头孢他啶”,香港奥美制药的“阿莫西林胶囊”等等。 基本药物目录中收录的多是常用药、普通药,利润空间相对狭小,相比新药和特殊药品的高利润,许多药企不愿生产基本药物。由于目录未上升到药品管理的法律层面,基本药物难以优先保证生产和使用。 在基本药物目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限用基本药物的政策更加造成了村级医疗机构“无药可用”的状况。按照政策要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必须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只能按“基本药物目录”采购药品。对于村卫生室来说,在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统一配送的过程中,还多了一个环节就是乡镇卫生院。按照乡村卫生一体化管理的要求,村卫生室必须从乡镇卫生院进药。在零差价售药的要求下,卫生院药库只是一个药品中转站,使村卫生室医生在药品配备和使用上感到不方便。有村医告诉记者,通常卫生室每月一次到镇卫生院进药,一旦药品不到采购时间用完,将面临缺药,特别是抢救药品,一旦短缺容易出现医疗风险。而药品是有有效期的,不可能大量地采购储存。同时,因为没有了药品利润,医院药库也因没有药品利润而失去积极性。山东威海市一名乡村医生告诉记者,他去医院进药时常出现缺货,“要十种药九种没有”。另一名村医也告诉记者,当地卫生院药库库存少得可怜,“去年突发流感,感冒药,消炎药全部缺货”。 限用基本药物让许多村民在用药上出现不方便。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相当一部分病人对药物都有很强的选择性,例如:一个咳嗽、咳痰的支气管病人,他服用“消炎止咳片”可能一点作用也没有,但服用“克咳胶囊”两天就好了,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可是现在限用基本药物,如果不能用对他们有好疗效的药品,他们就只能是输液或转到上级医院去,如果他到别的地方买他需要的药品,那他的合作医疗就不能报销,所以在基本药物目录不完善的情况下,限制用药容易加重老百姓的看病负担。 山东大学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研究所的徐凌忠教授说,如果只使用基本药物,那增补再多也满足不了需求。在国外,基本药物与非基本药物同时向公众提供。基本药物的使用有两种模式,一是作为公共产品免费向大众提供,二是只需付一定比例的成本费,比如一种药品成本价10元,ZF承担80%,自己只需支付2元。 招标与配送 记者通过采访各地的村医了解到,在基本药物目录中的北京某制药公司生产的小柴胡颗粒20袋价格为17.25元,而之前使用的由四川某制药公司生产的同规格小柴胡颗粒只有3.2元,价格差距悬殊。同样是哈尔滨某制药厂生产的三精双黄连口服液,基本药物集中招标采购的价格是1.25元/支,而自主进药加价后零售的价格是0.90元/支。左氧眼水招标价是7.94元,而平时零售价是5元。还有参麦、速效救心丸、抗病毒颗粒等,都比原来的药价高了很多。 由于零差价的实施,配送费用也非常低,配送企业没有积极性。黑龙江阿城区一位村医说,当地要求2011年5月1日起实行药品零差价,但是,当他按照配送中心提供的号码打电话订购基药时,对方却连基本药物的价格都不知道,好不容易订了一些基本药物,结果送过来的时候已经是15天以后了。 对一体化定点村卫生室来说,配送企业到镇卫生院药库的路费是企业负责,而从卫生院药库到卫生室的运费则是乡医自己承担,因此村医希望能从中标的配送中心直接进药,引入市场竞争,减少流通环节,减少卫生室的投入。 山东菏泽某卫生室一名村医告诉记者,由于卫生室药品不全、价格上涨、医务人员没有积极性等因素,当地参合人员不增反减,觉得报销不报销都无所谓了。 药品的“地下通道” 因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所带来的局限,同时因为补助不足,药品在乡村的营销有一部分转入了地下。 首先是滋生了一些黑诊所。药品不全以及零差价实施后村医的积极性不高,加上一体化合并卫生室之后农民就医不方便等因素,部分农村患者开始向黑诊所分流。 据哈尔滨市阿城区某卫生室村医爆料,当地医疗市场非常混乱,村医全部分散单干,黑诊所星罗棋布,零售药店遍布大街小巷,就连农村食杂店也有部分药品卖,至今无人管理。黑诊所没有公共卫生服务,不用上交各种费用,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药,甚者可以成为新农合报销点。 山东沿海城市一名村医告诉记者,在当地也有一些黑诊所,市郊结合部和市中心最多,市郊结合部的农民工和学校多,大部分没有保险,而市中心的黑诊所主要是因为方便,一体化合并后社区门诊少。现在我们赚不到钱,积极性没有了,也不愿意给病号输液,特别是晚上。农民选择黑诊所,也是因为他们能随叫随到,还可以到家里治疗,药品比较全,也可以输液。据了解,黑诊所在其他省市也屡禁不止。 因没有了卖药收益,补助不足,定点卫生室医生也在私下卖药。山东菏泽一名陈姓村医告诉记者,我们这里的黑诊所不多,但是定点卫生室的村医在私下卖药的情况是有的。一般是从药店或者药品公司进药。上级检查时别被发现就行,一般没有人查。另一位村医告诉记者,今年拨付资金不到位,上面也没怎么查。私下里会卖些非基本药物,上级医院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只是别让ZF部门查到就可以。 据了解,实行基本药物的地区,村医为谋生存私下卖药已经成为一条“潜规则”,正规的村卫生室同时也是“黑诊所”。表面迎合基本药物政策执行零差价,私下里卖非基本药物。比如一个家庭有两个医生,共同经营一个卫生室,技术一般的在村卫生室应付着,另一个技术好的就靠卖非基本药物谋生了。 因一体化管理中由乡镇卫生院代替ZF管理村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在与村卫生室的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许多村医反映,乡镇卫生院曾将药品强卖给村卫生室。临沂一位村卫生室医生告诉记者,他们每月都有医院下派的药品。都是不好卖的,快失效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药品。比如有种药品它的水剂4元一支,可是医院的粉剂价格是水剂的4倍,不好卖,就往下面卫生室硬派。所派药品多是基本药物目录以外的,目录内药品也有,都是快失效的。村医不买不行,如果买来后卖不掉就只能自己赔钱了。济宁、菏泽的村医也承认存在硬派药品的情况,比如硬派了达菲、板蓝根分解片等。济南有位村医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他们那里每个季度都有,有些指派的药品不在报销目录之内,而如果不执行就可能拖延合作医疗报销的款项等。 “零差价”补助 安徽省是基本药物制度实施的全国试点,巢湖市是安徽省试点,烔炀镇是巢湖市试点,烔炀镇一名村医说:“我们村卫生室是烔炀镇试点。试点中的试点,可以说是医改现阶段最前沿。自2011年1月1日起实行药品零差率以来,我们的现状怎么样呢?当月为患者垫资报补,到下个月才返还,所得的一般诊疗费除去电话费,电脑费和招待费后所剩无几。我们卫生室四个人每人每天收入5-6元钱。在已接近一年的时间里未看见ZF补助,我们自己凑钱进药给老百姓看病,还要不分昼夜地搞公共卫生。” 据了解,在村级医疗机构,零差价补助发不下来的并不是仅此一家。四川德阳市的一位村医说他们是赔钱卖的药,到现在一分钱也没有给。重庆铜梁的一位村医也表示,他们是今年6月份开始实行零差价,现在还没看见1分钱补助。 山东某卫生室一名村医说,实行零差价一年来,只领到3120元的零差价补助,与之前买药收入差距悬殊。加上现在财政不承担村卫生室的建设和运行费用,村医还要自掏腰包交付房屋租赁费,水电费,新农合软件费、入网费,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新农合收据、处方、纸张等,各种卫生部门罚款,培训费等各种费用。杯水车薪的补助不足以填补村级医疗机构的费用缺口。 记者了解到,对村卫生室的有关管理依赖于各地的土政策,不同地区之间补助方式和数额差距很大。比如湖北省钟祥市某村卫生室的零差价补贴是按服务村民1000名每年补助6600元。按村人口来补造成的结果就是,有些村人口多,进购基本药物只有那些小村的四分之一,而补贴是小村的4倍之多。 补偿机制的制定除了保证村医的资金来源,更大的作用是成为医疗机构及其医生的激励机制,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收入会诱导村医采取不同的医疗服务行为。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认为:财政投入应该集中到补贴城乡居民医保即“补需方”这一方向,以尽快提高城乡居民医保实际补偿水平,提高医保付费占医疗机构收入的比重。除老少边穷地区和一些提供公卫服务的医疗机构应该由财政直接供养外,不能再分散有限的财政资源用于直接补医即“补供方”。事实上,“补需方”的钱最终还是落到“供方”手中,但由此形成的机制截然不同。 基本药物制度在村级医疗机构实施以来,各方态度并不积极。相比新药和特殊药品的高额利润,基本药物在价格上没有太大的利润空间,加上挤集中招标的独木桥所付出的高额投标成本,部分药品生产、经营的企业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并不积极。对于游离在医疗体制之外的村医来说,药品收入是他们最大的收入来源,部分技术好的村医收入可观,在实施一体化和基本药物制度药品销售零差价之后,药品进购渠道锁定在乡镇卫生院,销售药品不挣钱,收支两条线,使得大部分村医收入锐减。这让村医对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消抵抗极。由于廉价药物短缺、高价药物泛滥,基本药物指导定价难以真正指导药品价格,降价成为“空降”,民众真正得到的实惠较少,因此对基本药物的实施也没有热情。基本药物实施零差价销售后,财政要拿钱补助村医的损失,尤其在财政不支的地方,各级地方ZF也在消极观望。 以降低群众药费负担、提高基本药物的可获得性、转变医疗机构以药养医的机制和大处方的激励方式为目的的基本药物制度缘何在村卫生室“吃不开”? 那么基层医疗机构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按照朱恒鹏的话说,是医疗服务水平严重偏低,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就近方便看病的需要,从而使得城乡居民蜂拥到大医院就诊,加剧了看病难和看病贵现象。因此,基层医疗机构的改革和建设应该着眼于能力建设而非药价问题。基本药物制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它不仅不能提高、反而明显弱化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供给能力。 改革政策若是不能以基层医疗实际情况出发,将难免激发重重矛盾而导致推行不下去。若不致力于解决基层医疗的症结,即使用行政力量在医疗机构推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全覆盖,也难免里生外熟,做成一顿夹生饭。而这不是没有先例。 2006年12月,北京市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推行与基本药物制度接近的“零差价”配送制度。结果一个月后即出现用药极度短缺以及病人的流失,做了失败的先例。 2009年11月,安徽省在全国率先出台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方案,并于2011年4月比原定计划提前一年在省内实现“基本药物全覆盖”。安徽模式被誉为“最彻底医改样本”而向全国推广的。然而,在2011年9月1日,安徽模式自身矛盾重重、难以为继,安徽省发文对安徽模式实施调整,有关人士称,这是安徽医改“进行不下去了”。 下一个又会是谁呢?
发布于 2012-03-02 21:18:58 IP 属地·中国|天津|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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