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XXX镇全体27名乡村医生联名呈上这封信，主要是反映一下我们过去所做过的工作和当前面临难以生存的困境。概括起来就是村卫生室性质、定位不明确;乡医的地位低下、合法权益没有保障；劳动和分配不挂钩；权利和义务不对等；主管部门乱收费以及老无所养等问题。希望领导尽快调查落实，迅速加以解决。

回忆过去：种牛痘、灭天花、灭钉螺、防血吸；治头癣拔发涂碘服药、查丝虫晚上12点深入家家户户采血片;根治疟疾从采血查虫、到八日送药上门看服到口；查钩虫、蛔虫病的时候挑篾篓到各家各户收集粪便；从计划免疫、儿童保健、各种资料统计的建卡、建账、每月三次例会到卡介苗、麻苗、脊髓灰质糖丸、百白破每年6次的冷链接种;从“流脑”“乙脑”“乙肝”“出血热”“破抗”“流感”疫苗的常规接种、到地氟病、地甲病逐家逐户的普查与防治；从新法接生、妇幼保健、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到儿童的生长监测、儿童保健营养的系统管理；从传染病地方病的普查报告、生殖健康的服务、到“两管”、“五改”爱国卫生运动、宣传普及卫生保健知识、对村民进行健康教育;从“非典”“禽流感”“手足口病”同凝似病人的零距离接触、到大灾防大疫时的现场消杀监控，等等所有农村的防疫保健工作耗费了我们近一半的时间，全部都是由我们无任何报酬，义务而完成的。经过我们持之以恒、艰苦不懈的努力，使许多传染病、地方病，如天花、血吸虫、疟疾、头癣、小儿麻痹症、麻疹、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肺结核、流脑、乙脑、甲肝、乙肝等在我们的手上得以消灭和遏制。

想起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是我们运用“三土”“四自”“一根针”“一把草”跑东村、赶西寨，用最优质的服务、最低廉的价格。使农村90﹪的常见病、多发病在我们手上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康复；各种急症、重症病人和突发事件在我们手上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救治和护送。党和国家在农村所有的卫生工作全部都是在我们手中具体落实的。是我们使农村的卫生事业改天换地，取得了与世共睹的成就，真正地成为了农民的健康保护神。

 然而作为三级卫生网的网底—村卫生室，网络属性不明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村级集体办卫生”。卫生室房屋资产由村委会提供，乡医的报酬是和村干部，民办教师一样得到村劳评收入。分田到户实行责任制以后随着村级经济瓦解，卫生室房屋资产均被变卖。为了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乡村医生靠个人的力量来办卫生。卫生室的房屋是乡医租借或自家的房屋来解决的，资产是乡医私人添置的。国家没有对卫生室投入过一分钱，ZF没有对乡医从事的公共卫生和低价位的、带公益性质的基本医疗服务给予过补贴、卫生室属性不明、不公不私、是企业？又要承担国家的防保及计划生育的的任务而无报酬；是福利事业？每年又要上交近万元的各种税费。基层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相关部门无本取利，要将卫生室逼垮！现在民办教师早已姓公；村干部工资由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连续当选15年以上的每月拿80元以上的生活补贴；赤脚兽医既有基本工资有有基本养老保险。而乡村医生，叫干活时，是基层卫生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还要交押金，订责任状；讲报酬时，要以药养医得药品利润的回扣；讲养老时是农民。例如肖堂佐从事乡医50多年直到死都未得到过各级ZF和卫生部门的慰问补偿。XXX、XXX等为基层卫生工作40余年现已60多岁，没有一分钱的保障。乡村医生的地位无法律上的保障。

 我们的搞投入，高风险，超强劳动却不能与分配挂钩，得到的是低回报。1980—1996年，财政曾向获得省厅颁发“乡村医生”证书的乡医，每人每年补助了108元。虽然乡医到手没有拿到108元（卫生院用此款将乡医和卫生员按任务分配），但总算乡医的劳动得到了ZF的认可！可是从X政发（1997）8号文件第24条规定：将乡医专项补助由每人每月9元提高到每月“20—30元”后，就是从1997年元月起，原来每月9元都取消停发了，更何谈提高。

 X政发（1996）49号文件中又规定“每年从村公益金中按人平2—3元收取防保资金来解决乡医的报酬”。我镇24个村从96年—99年（XX办事处6个村和XXX村共4年，其他村3年）向镇ZF上交防保费14万余元。然而乡医四年从卫生院领取的补助总共不足3万元，人均不足100元，其余11万元不知去向。

我们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合法权益无保障。几十年来，我们参加的各种学习培训在百次以上，所取得的“资格证”“合格证”“中专”“大专”的等均在十数本之多，到现在却一一被否定，没有一本能起作用。不能和卫生院的医生一样符合条件的免试取得“执业医师证书”。

X政发（1997）8号、X政发（1998）9号、以及XXX政发（1998）10号文件中规定：要对“乡村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要做到“四制”“五有”“六统一”。“四制”中的聘任制成了主管部门的上方宝剑，不服从管理完不成上交就不聘任。而养老制、工资制、顶替制却从未兑现。

在“一体化管理”下，我们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药品配用许可证”，以及我们的各种学历资格证件，自己的东西我们却没有保管权，要一律强制上交卫生院医管办。

我们要用四分之二的时间搞防保，四分之一的时间种责任田，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搞医疗，还要上交各种税费，收入实在是少得可怜，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县政两级ZF不但解决乡医报酬的措施不力，反而有唆使剥夺乡医合法权益之嫌。地税局在2001年强行征收乡医的个人所得税，每人达2—3千元之多。对未上交所得税的乡医XXX、XXX同志在X镇地税局当众带了手铐，下达了拘留证。害得不少乡医背井离乡，逃灾避难使许多卫生室关门倒闭。

 我们的收入在逐年减少，负担却在成倍增加。新型合作医疗的目的是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人人享受卫生保健的问题。而我县的做法大有“牺牲乡医个人利益、加强行业垄断、挤垮卫生室，增加上级医疗机构的收入，使广大农民看病更贵更难”的嫌疑。全县的合管办的管理和监督机构没有一个乡医代表参加。乡医上岗要交风险金，周转金，无一分钱的基本工资。报酬是从药品收入中拿回扣。主管部门向卫生院收取高额的“卫生发展基金”、“管理费”，既无法律依据，又无政策依据。实施方案全县不统一，乡镇卫生院各自为政。例如把原来在乡医手里无偿为村民服务的不能收钱的预防接种归乡镇卫生院（凡收钱的都不要乡医参与，发通知都归村妇女主任），成为他们大量创收的手段。人平100元的合医专用资金统归乡镇卫生院以上的医疗机构使用。卫生院是门诊，住院，大中小病统统报销。因此患者大量流向卫生院以上的医疗机构；还有低保户，大病救助，慢性病补偿都必须在上级医疗机构就诊，取药方可报销。这一部分患者又被扯走；还有每年4次的义诊，检查为名而卖药的，来套取合医资金。又拉走了一些患者；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外出打工，能在卫生室就医的不足辖区人口的四分之一。收入急剧下降，而上交却比2006年以前翻了一翻多：2008年我镇24个服务站共向卫生院上交“卫生发展基金”89610元，向卫生局上交2749元，向药监局上交约2万多元，向消杀部门上交1.7万余元，各种验证学习费约1.8万余元，合计14.7万余元。每个服务站平均负担6千多元。自1986年以来我们上交的卫生发展基金及管理费一共有多少？做了何用？流向何方？既不公开也不透明。以致乡医现在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更何谈基本工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降温费、烤火费等福利待遇。

 综上所述，上述问题已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如不解决，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的网底是名存实亡，党在农村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难以有效的实施。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就是句空话，社会难以稳定和和谐。所以我们特向领导提出以下要求：

1． 公开公布收取的“卫生发展基金”，将该款用于村卫生室的建设或者用于乡医的养老保险。

2． 取消不合法的收费，减轻乡医的负担。

3． 乡医和卫生院的医生在法律上应当平等，凡符合条件的乡医应免试领取“执业医师证书”。

4． 解决乡医的基本工资和老有所养福利待遇问题。

5． 人平100元的合作医疗专项资金应拿20﹪—30﹪在卫生室门诊中使用，卫生院以上医疗机构不能使用门诊基金报销。住院应按病种定额报销。

6． 国家应合理规划医疗机构，给卫生室定性、定位、定投资。

7． 加强乡医的业务培训，将符合条件的乡医转为正式的基层卫生工作者，享受同卫生院医生一样的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