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新医改基本药物制度后,村卫生室病人流失严重,ZF财政补贴不到位,村医收入水平显著下降,生存状态堪忧。中国社科院3月31日发布的一份村医调查报告,显示上述结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2011年9月通过互联网开展了“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该调查历时一个月,共计回收问卷3409份,有效问卷500-1900份(分问题统计),最后形成了这份《新医改背景下的村医生存与工作状况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基本药物制度在农村基层未实现原有政策设计和目的。

报告显示,1156个样本中,村卫生室纳入新农合的仅有62.6%,平均报销比例为45.9%。而实行基药后,村医过去习惯使用的药品中约有42.5%未被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当村民在卫生室和在个体诊所、零售药店买药一样享受不到报销优惠,且在卫生室药品种类又有限制时,患者很自然地流向个体诊所、零售药店或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等可以销售非基本药物的机构。

这样,一些原本在村卫生室花几块钱就可以治好的小病,到了县医院,往往花费上百。报告指出,不论从安全还是便捷的角度,患者负担没有明显降低或受益很小,而村卫生室作为三级防保网的网底作用却被大大削弱,基本药物制度引导合理用药、有效控制医药费用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同时,基药“零差价”后,按政策设计,村医的收入将由药品利润、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贴(主要是公共卫生财政拨款),转向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贴(包括公共卫生财政拨款和零差率补偿)。但调查显示,财政补偿资金不到位,只有44.8%的村医表示获得了零差率补偿。在乡村一体化管理体制下,每人25元的公共卫生经费又被层层截留,最后到达村医手中的有限,且不能按时到位,导致村医收入锐减。

报告显示,“零差价”制度实施后,98.2%的村卫生室收入下降,平均下降幅度达50.3%。

于是,在正式规则之外,部分村卫生室又发展出一个兜售非基药的隐性药房。对此,社科院研究员朱恒鹏表示,“为何要让村医收入处于灰色地带,而不让他们赚取正当收入呢?”

而新医改的另一项任务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在农村执行中也问题重重,最直接的问题是村医时间和精力分配上的不现实。

“善医行乡村医生培训项目”发起人刘凤梅表示,建档工作随访量大,耗时长,如果按照要求建立一个标准的健康档案,要花费半天时间。这对于还有繁重日常医务的村医来说,是不现实的。而这个档案登录系统又是封闭的,志愿者无法直接介入,发挥作用有限。

并且,由于在设计上部分地区对一定人口患慢性病精神病、精神病等的数量有比例划定,导致在实践中出现硬凑数的造假情况。一些村医表示,为了凑数,只好把自己的亲戚都算成精神病了。

报告显示,新医改后,村医公共卫生任务重,工作强度显著增加,平均每月休息时间为0.39天。平均每名村医承担1328人的建档任务,每天建立13份健康档案。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