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我们总是怀念过去，很多人说二三十年前，没有医患纠纷，是这样吗？ 杨秉辉：我是1962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就一直做医生，干了50年。“文革”之前，医患之间的矛盾很少。 那个时候医院看病的人也很多，病人要排很长的队，医生给每个人看也不过两三分钟时间，和今天的情况没什么差别，但当时病人一般没有意见。 我们医院当时与周边工厂挂钩，所以很多患者是工人，工厂里劳动很辛苦，能请半天病假出来看病，对一些人来说算是一种休息。所以，男病人带着小说来排队，女病人带着毛线编织来排队是常见的景象。 当时工厂工人都有劳保，看病不用付钱，到月底医院会与工厂结算，患者经济上也没有压力。所以，等他们看好病回到工厂，顶多是嘴上抱怨几句排队太长，但心里的怨气没那么大。 《新民周刊》：看病贵是患者容易对医院不满的主要原因吗？ 杨秉辉：医改以后，患者自付部分增加，的确与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有关系。以前看病不用出钱，医院跟单位结算，患者心理压力会小。 患者到医院闹事的情况，从1980年代开始有，但不多，1990年代开始情况就不妙了。 六七十年代，也有医疗失误发生，如果出了事，医院会跟患者单位沟通，单位会有补助啊，照顾啊。1980年代后，人变成社会的人了，单位不管了。医改以后病人要付更多的钱，患者经济压力变得很大。像这样的情况，需要社会救助，但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还医疗本来的面目 《新民周刊》：在中国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患者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没有病，按道理患者应该高兴，但中国患者回家后还是一肚子抱怨。这是为什么？ 杨秉辉：“你说我没病，我们隔壁邻居去年也没检查出有病，今年就得癌症了，你这个医生没给我查出病来，一定是不尽责。”很多病人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我们的公众对医疗的期望值太高，其实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把医学看成是万能的。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医学是一个“失败”的技术，人最终都是要死的，人死的这一次，对于这一次医疗来说必定是失败的。这就是医学，但很多民众不理解。中山医院一位医生去世了，医院贴了讣告，一些围观的人议论说：“医生也死啦？”这当然是玩笑，但也表明了大家是怎么理解医学的。 《新民周刊》：为什么大家对医疗的期待会如此高？ 杨秉辉：医疗技术这些年进步的确很快，很多以前会导致死亡的病，现在存活的几率大得多。比如急性心肌梗死，在我刚做医生的六七十年代，死亡率90%，也就是说收进来100个病人，最后能活着出院的只有10个。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治疗，当时的办法就是让病人卧床6周不起，吃饭、大小便、洗脸洗脚都在床上，护士很辛苦。卧床为的是不增加心脏的负担，医疗上没有什么办法。 心绞痛很痛，就打一点麻醉剂止痛，甚至杜冷丁。如果出现心力衰竭，就用一点强心药，说实话，活下来的算是命大的。 现在，如果患者能及时送进医院治疗，放置支架，大量病人存活下来，死亡率到下降到30%以下。这个支架很贵，有人说装几根支架相当于身体里开进去一部汽车的钱。但是，人活下来啦，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当然，放了支架不等同于就治愈了冠心病，可能过两年又出现问题。 技术的进步的确让很多疾病有了治疗的办法，但人的生命很奇怪，有时候很坚强，矿工被困在矿井下，如有水喝，可能维持40天，但生病的时候，可能“转眼就死”。比如，25%的急性心肌梗死是来不及送医院的，大面积心梗几分钟就会致命，不管他在哪个国家，科学如何发达，交通如何方便，直升机也来不及。 人的生命是脆弱的，医疗是有很大风险的。终究科学不能让人不死，民众不能认为，患者在医院死亡，一定是医院责任。 《新民周刊》：我想，民众对医疗的期待这么高，也是医务界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杨秉辉：对，医务界是喜欢这样宣扬。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我说“医学还躺在过去战胜传染病的功劳簿上”。 医疗是有风险的，医学能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不但民众要知道，医生更要知道。 我常跟年轻医生说，你不要以为你本事很大，高血压你不过是用药把血压降低一点，并没有治好。糖尿病患者一针胰岛素20分钟内血糖就会降下来，这个不是你的本事，糖尿病不可能治愈。一些人认为医学好像无所不能，其实我们面对的大量疾病，不管是糖尿病、高血压、癌症，还是老年病，像骨质疏松、前列腺肥大、肺气肿，这些都是没办法治好的。老年病是年龄决定的，没有返老还童药，注定这些病是看不好的，人只会越来越老，病只会越来越多。 疾病能治愈的很少，但整个医学界认识不多。到今天卫生系统还在统计住院病人的治愈率是多少，我说，医院越大，治愈率肯定越低，三甲医院住院的都是疑难杂症，都是治不好的。 大量的病需要终身照顾，所以医院才会门庭若市，就像滚雪球一样，寿命越来越长，人越来越老，病人会越来越多。医学能做的是避开严重的疾病，推迟生命的结束，让人更健康地多活一些时间。 中国医患矛盾为何更突出 《新民周刊》：为什么中国的医患矛盾，显得特别突出？ 杨秉辉：现在中国的患者以相对低的收入享受世界一流的医疗科技，这中间有很大的落差。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高血压的常用药络活喜，前几年一粒8元，相当于1美元。如果一个患者自费吃药，一天1粒，一月要花240元。如果这个患者只有1000元的退休金，吃这个药负担就很重，生活必定拮据。如果他的血压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患者当然怨气就来了。 但是，中国退休工人吃的药与美国总统吃的药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某美国人每月收入3000美元，他只要花30元吃这个药，当然不觉得贵。按照这样的比例，如果中国患者只花10块钱吃药，抱怨可能就没那么严重。 有没有便宜的药？有。过去我们用利血平，但这个药现在不生产了，太便宜，工厂不愿意生产。这是医院的责任吗？当然，这个药，有时会引起便秘，其实发生的机会并不多。 《新民周刊》：一方面ZF认为已经投入很多资金用于医疗保障，一方面民众仍然觉得看病太难、太贵，这样的矛盾能够解决吗？ 杨秉辉：看病难是存在的，比如中山医院，六七十年代每天门诊量800人，我们有病床800张，当时需要住院的病人，医生开个单子基本都能住。现在我们每天门诊8000人，病床1800张，门诊量增加了10倍，但病床数增加远远没有这么多，想要住院自然难。 但我们的城市居民看病真的有那么难吗？杨振宁回国的原因之一，是他当时的夫人患有心脏病，在美国预约专家要等几个月，实在太不方便了。中国要想看专家，大医院的专家都挂着牌子在那儿恭候挑选。偏远、贫困地区的患者的确是看病难，他到县城看不了，到省城看不了，只能到上海，租一个小旅馆等着看病。这种情况，与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有关，与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关系。 因此，解决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一个出路，是ZF加大对医疗的投入，让患者经济压力减小。 国家应该定出基本医疗服务范围，超出这个范围的，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付费就医。就像吃饭，ZF保证让你吃饱，天天到锦江饭店去吃当然不行。 目前没有很好地界定什么是“基本医疗”。ZF应该保证公民的基本医疗，基本医疗以外的，例如器官移植后的抗排异药物，可以由基金会的形式解决，比如一个大富商，他得了一种病，去世后他将自己的财产建立某某基金，帮助这些病人。 分诊为何难推行？ 《新民周刊》：我们常常提到分诊制的好处，很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小病找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医生，大病才到大医院。但我们的患者，很难相信基层医生的医疗水平。 杨秉辉：中山医院做过研究，现在每天门诊量8000-10000，其中80%不需要到大医院看，应该到基层医院。 患者不相信基层医生，是因为基层医生水平的确是差一点，但近十几年有所改善。十多年前，即使上海这样的城市，70%的社区医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等医学教育。 因为这样的人员结构，卫生部门规定社区里只能开一点“太平药”，一直到今天，有些药在地段医院开不到，也有这个关系。 大学本科毕业的医生不愿意到基层去，因为那里被人看不起，也没有学术上的深造的机会。 怎样让患者相信社区医生，我认为首先要培养社区医生人才。我是中国全科医学最积极的鼓吹者。1993年中华医学会成立全科医学分会，中国全科医学的发展比发达国家晚了20年。 1993年到现在20年过去，全科医学有些进步，但进步不大。上海有一些推进，上海的做法是，到全国各地招收本科医学生来培训，经过3年培训，如果考试获得全科医学执照，这个医生就可以落户上海，国家在你3年培训期间也有补贴。这个政策吸引了一批外地医学生留在上海做了全科医生。这样的制度是与西方国家接轨的，英美国家也是让大学本科生接受3－4年的培训，然后去做全科医生。 最近，上海的全科医生培训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全国推进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外地毕业生可以到上海来参加各个科室的培训，毕业后做心脏科医生也可以，做内科医生也可以。全科医生的吸引力还没那么大，所以很多人会放弃选择全科医生培训。 《新民周刊》：正如你所说，目前到基层当全科医生的吸引力还是不大。 杨秉辉：是的，我想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全科医生待遇。在英美，一个全科医生或者叫家庭医生，挣钱不比大医院专家少。专家名气大，职业声誉不同，但全科医生很“实惠”，这个行业竞争不大，不需要做很多论文，他只要一门心思把病人服务好就行了。中国没有这样的气候。 国家政策是支持全科医学发展的，去年国务院的文件提出，要发展全科医生制度。我们的全科医学分会，卫生部部长chen竺是名誉主任，他部长来做一个分会做名誉主任，表达的是对这个学科的支持。 培养更多全科医生，建立分诊制度，是解决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途径，当全科医的生名誉、地位都得到提高，就会有人愿意做。当医生素质提高，一些药物就会向基层医院开放，患者就会去社区医院看病。当病人得到分流，看病就不难、不贵，医患关系也会好转。

其实说到底是医院里的医生太忙的缘故。我们总是在指责城管，认为城管的工作方式粗暴。

说的太对了，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都是在基层医生身上。国家对基层医生的培养力度大了，工资待遇高了，医药更加开放了，一切难题目就自解了，支持国家对最基层全科医生的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