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长期以来对精神卫生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导致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在急剧增长的社会需求面前，精神疾病防治工作急需在政策保障、资金投入、网络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全面补课。在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前夕，本报记者走访一些地区，了解各级精防机构的生存状态、医务人员的甘苦以及各地在防治网络和机制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困惑。

　　记者在不同层级的精神卫生机构采访时发现，仍有不少精神卫生机构没能过上国家“管饭”的日子。专家指出，尤其是基层精神卫生机构缺乏“造血”功能，如果不建立长效的投入机制，脆弱的网底有可能使整个精神卫生防治工作功亏一篑。

　　康复站的运转账本

　　江苏省苏州市桃花坞街道精神卫生日间康复站，坐落在几栋白墙黛瓦的老建筑中，专门收治从苏州市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广济医院出院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目前，在该康复站接受治疗的患者有59人，其中38位是重性精神分裂患者，这一数字已达到康复站最大的收治能力。

　　“康复站一年运转费用需要33万元，不挣钱，全靠吃财政饭，市财政给一部分，民政等部门也掏点，街道兜底。”康复站站长王良玉说，为了让患者能按时到站里服药，康复站免费提供两餐，50多人的吃饭压力都要在有限的经费里解决，投入仅够吃饭用的。

　　费用不足是康复站发展的最大障碍，这让王良玉这样有着10多年工作经历的基层精神卫生机构工作人员倍感压力。

　　目前，康复站有5位工作人员，除了站长和广济医院派来的驻站医生，其他3人属于合同制，需要站里发工资。康复站是老房子，一年要维修两次，维修费2万元都是街道支付。王良玉说，这几年，康复站想办法争取到民政部门的支持，每年给康复站近9万元，其中，3.2万元来自慈善捐款，1.79万元用于给患者提供免费药物。

　　记者还走访了苏州市的另外2家康复站，发现这3家康复站的运转情况大同小异。从经费投入来源看，2011年，3家康复站共支出129.26万元，市级财政每站补贴12.5万元，共37.5万元，占实际支出的29％；中华慈善总会补贴6万元，占4.6％；区残联、民政部门补贴28.6万元，占22.1％；街道实行兜底补贴57.16万元，占44.2％。

　　苏州市是我国精神卫生防治的先进地区，建立了完整的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其社区精神卫生机构承担着网底功能，经费运转由各级ZF支持，但在沉重的精神卫生防治工作压力下，经费仍显得捉襟见肘。

　　苏州市卫生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桃花坞街道管辖的6万名常住人口中，有404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其中只有不到1/10的人能进入康复站，其他患者在家中治疗和康复，这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后继治疗和康复是不利的。而如果扩大收治规模，又受到经费的制约。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是，由于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就业机会，回归社会无望，康复站里现有的患者也就没有“出口”，其他患者就难有进入的机会。

　　为此，专家提醒，作为网底的基层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如果没有上级财政的更大力度的支持，其服务能力将无法满足精神疾病患者的实际需求。

　　“婆婆”不同 饥饱不均

　　受各地、各部门财政实力和精神卫生防治政策影响，精神卫生机构饥饱不均现象比较严重。

　　作为精神卫生防治网的最上层，各级大型精神卫生机构，普遍依靠医疗业务来维系生存和发展。江西省吉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吉安地区最大的精神卫生机构，该院院长匡奕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医院去年业务收入中，财政拨款500多万元，占20%，而80%的收入需要自己解决。从表面来看，财政拨款数字提升很快，但经费支出逐年加大，相应比例却没有上升。“靠自己”是大多数精神卫生机构的无奈选择。

　　精神卫生机构往往隶属于不同的部门，造成了投入渠道的“多元”。相比之下，由民政部门或GA部门管辖的精神卫生机构，比卫生系统管辖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记者拿到的一份吉林省各级精神卫生机构财务收支状况报表显示，GA和民政系统的7所精神卫生机构都能够“吃饱饭”，其中GA厅安康医院的2048万元收入全部来自行政拨款，人员工资也能足额发放。而卫生系统的9家精神卫生机构，有3家连工资发放都不能保证。其中，白山市康宁医院622万元的业务收入中，行政拨款仅为109万元，工资足额发放比例仅为51%。广东省广州市的15所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包括8所精神病专科医院、7所综合医院精神科，市级卫生行政部门投入才大约600万元。（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

　　一位精神卫生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精神卫生机构的投入基本分几种情况：一种是大型机构，卫生系统的机构基本参照普通医疗机构，业务收入占最大的比例，而GA或民政部门的机构情况各不同，有的由财政全包；一种是基层防治机构，隶属比较复杂，往往是民政、街道、卫生都管，由于基层防治机构没有“造血”功能，“活得好”的都是ZF掏钱养的。

　　不同地域财政投入差异大

　　就精神卫生服务的财政投入来说，存在着较大的地域差异。财力强的地区投入往往较大。比如，北京市朝阳区，按服务人口年人均1元的标准下拨专项经费；浙江宁波的精神障碍防治经费纳入了市ZF年度财政预算，从2006年开始，每年安排50万元的经费，而所属的各县（市）也出台相应政策，安排专项经费。但在一些中西部省份，精神卫生还缺乏地方财政的支持，有的地方甚至连社区或基层精神卫生康复机构还没有建起来。

　　投入的加大对精神卫生机构发展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如今，一些中西部地区的精神卫生机构，受益于国债项目的专项经费支持和新农合制度，近年来发展非常快。拿江西省吉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来说，属于国债项目的精神卫生防治体系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项目，这直接解决了医院发展的燃眉之急。比如，大型医疗设备的采购不需要自己“掏腰包”；2800万元的新住院楼的建设，地方配套1600万元资金等。

　　此外，“重大医院、轻社区”的投入现象同样存在。广州市精神病医院副院长李洁教授指出，目前经济发达国家对精神卫生服务强调的是住院与社区服务的平衡发展，我国一些地方仍强调住院机构，而忽视发展社区精神卫生服务和在综合医院设立精神科床位，从投入角度来看，社区精神卫生的网底服务中缺乏的还是专项经费。

　　一位医院院长说，现在很多专项经费投入不是长久性的，也就持续几年，这让院长们没有安全感。建立稳定、持久的投入机制，让精神卫生机构能够吃上“安稳饭”，才是精神卫生机构负责人最盼望的事情。

　　医保政策设计带来利好

　　这几年来，新农合对精神卫生机构的报销比例有所倾斜。匡奕华告诉记者，吉安市规定，地市级精神卫生机构报销比例为75%，在吉安市第三人民医院，90%的患者来自农村，算起来，医院约65%的业务收入来源于新农合。

　　这一利好在城镇医保政策设计中也有所体现。如苏州市根据患者总数及历年来治疗经费使用情况，计算出全年用于精神疾病的平均医疗费用，确定平均人/年的费用和总额，预付总金额并分季拨付。根据规定，苏州市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使用治疗药品所发生的费用，在2000元以内的部分，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90%的比例结付。和苏州市类似，宁波市精神疾病患者除享受特殊病种的保障外，还可报销65%的门诊费用和85%的住院费用。

　　除了ZF直接投入外，目前新农合和医保补需方的政策设计极大惠及了作为供方的精神卫生机构。但有专家指出，在精神卫生机构的投入上，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谁来投入，一个是怎样投入。补需方的制度设计，有可能诱导医疗需求，从而提高医疗总费用和服务成本，而补供方是最直接的保障方式，比如明确人员和机构的运转费用、治疗药品由ZF买单，这将有可能为精神疾病患者治疗提供保障。

　　李洁提出，要加强有效监管，强调专项经费的合理使用，避免“投入大就是服务好”的误区，尤其是要监管医院是否将本应用于公共精神卫生服务的资金挪用到医院的其他建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