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二姐之死

那天夜晚，我和母亲陪二姐走完了这条她永远不可能再走的乡间小路。 到了镇医院，母亲发了疯一样叫门，叫了很久，镇医院的医生也没有起来开门，没有接诊病情越来越重的二姐。 雾气越来越深重，夜雾像一只阴暗的手，流放出一股又一股阴冷而潮湿的气流，那气流一层一层地，将我们娘仨紧紧地围裹了起来。 我感到了冷，双脚渐渐冻得失去了知觉，在地上不停地跺，母亲把姐姐放下来，坐在她的怀里，也把我揽在她的怀中。 我近距离地感到二姐呼出的气流像被火点燃了一样炽热，我们姐弟俩就这样蜷缩在母亲的怀里，瑟缩着身子，等那个值班的郑大夫起来。 母亲继续叫门，可是医院里连一点灯光也没有，死寂一片，后来，郑大夫开门的时候，母亲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天边也泛起了鱼肚白。 母亲见郑大夫起来开门了，急忙把二姐放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给大夫诉说病情，母亲一边说，一边擦着额头往下滴的汗珠，母亲的衣服已经由里湿到了外。 那位郑大夫看到危重的二姐，摸了一下二姐额头，说赶快送县医院吧，娃娃病重得很啊。 母亲哭着说：你倒是先给她用点药啊，先把烧退下去一点…… 郑大夫又给二姐打了一针肌肉针，我们就赶忙出了镇医院。 那个时候，镇上根本不通班车，平日里，乡亲们进城都是走路，卖东西都拉着架子车去，所以想等来一辆车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和母亲站在医院门口，等了好久好久，也没有车来，冬天的凌晨，田地都安种上的乡亲们大多都在睡觉，又有谁能带我二姐去县里的医院呢？ 母亲不停地摸二姐的额头，打了那支肌肉针，二姐的烧还是没有退，母亲对我说：三娃，我背上你二姐，你跟娘一起去城里成吗？ 我使劲地点头。 母亲说有几十里路程哩。 我说：娘，不怕，姐病要紧。 就在我们准备徒步进城时，远处隆隆地驶过来了一辆拖拉机。 我们停下脚步，母亲见那男的面熟，是临村的，央求人家带上我二姐去城里看病。那人很快就下车把后仓打开，母亲焦急地抱着还在昏睡着的姐姐，在那个浓雾迷漫的早晨进了县城。 拖拉机要开的时候，母亲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盖在二姐身上，又让我在街边的草垛子上扯了一把稻草铺在二姐身旁，嘱咐我放了学在婶子家吃饭，说话间，车已经颠簸着开远了。 七岁的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那竟然是我和二姐的最后一面，二姐坐在母亲的怀里，一路上摇摇晃晃，慢慢地走远，成为我这一生都无法释怀的情景。 一条鲜活的生命，一个和自己息息相关的亲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忽然从世界上消失了，而且，永远不再回来。 昨天她还是好好的，昨天她还陪我玩沙包，昨天她还陪我在那株桂树下跳舞，昨天她还教我唱那首好听的歌《小草》…… 二姐是中午时分回到村子里的，回来的却是一具冰凉的尸体。 按照族里的规矩，一个人死在外面，如果进了村，会给村人带来灾难，所以，二姐的尸体盖着稻草，就放在村外的那条渠边。 母亲哭着从那条乡间小路上回来时，哭声先传进了村子，正在婶子家吃饭的我，听到母亲的哭声，放下碗就冲出了院坝。 我吃惊地看到姑扶着母亲回了家，后面跟着满脸是泪的父亲和大姐。 我抓着母亲问：娘，我二姐呢？ 母亲哽咽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姑一边哭，一边对前来问询的乡亲们说二姐进了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说二姐患的是脑炎，送得太晚了，说着，母亲就昏倒在了地上。 这天夜里，族里的二爹三爹们赶紧找了一个木匠割了一个匣子把二姐葬了，后来才知道早夭的孩童是不能睡棺木的，那会折损了自己的父母亲。 可怜我的二姐，从生下地，家就贫，十二年来，也没有吃过好的，更没有穿过好的，死了，就睡了一口薄薄的匣子。 来看望我们的乡亲们都说那个郑大夫是怎么看病的，脑炎怎么会误认为是伤风感冒。 母亲也想不通，母亲一边哭，一边说，可恨的是他连体温也没有给我女儿量呀！说着母亲又泣不成声。 那天，我一直在想二姐躺在村边的小渠边会冷吗？会孤单吗？天那么冷，水都结冰了，她不是最喜欢桂花吗？我想折一枝桂花给她放在身上，可是桂树又没有开花，二姐最喜欢桂花，常常在中秋来临之时，总是折一些桂花，插在头发上，笑得咯咯咯的。 二姐死后，母亲常常抱着我看着那株桂树自言自语，每逢桂树开花的时节，那些夜晚，母亲总是看天上的月亮，盘指算着，如果你二姐在的话，今年八月十五，她该多大了。 母亲总不许我摘那桂树上的花，她说那是留给二姐扎头发的。 我对母亲说：娘，我将来也当医生吧，我要让所有的孩子都不生病，都不死。 母亲抱着我，流着眼泪笑了。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说：我娃长大了，我娃长大了…… 从那时开始，母亲开始莫名地相信世界上有神佛的存在，从那时起一直信奉到今天。直到现在，每逢初一十五，母亲给正堂的神佛上了香之后，总是不忘让我给神佛施礼，以保佑我在行医的路上走得平平安安。 一个非常出名阴阳先生曾经被母亲虔诚地请到家里，那位先生说我生在正午时分，而两个姐姐又生于深夜子时，两子一午，必有一伤，所以我二姐当时别离我们是必然的，那位阴阳先生还说，二姐还会经常回来看我们的，就在我家院子里那株桂树下。 无论死去的二姐是不是有灵魂，对于二姐，我宁可相信有，对于我后来失去的亲人，我真的宁可相信有。 我们不知道，我们更不会看到，在时隔二十多年的今天，当桂树开花的时候，二姐的魂魄还能再像蝴蝶一样飞回我们的院落吗？隔了二十多年的爱恨，二姐是否还怪过那位误诊过她的郑医生？ 母亲和父亲当然不会放过那位不负责任的郑医生，他们双双去医院，在医院里抱着郑大夫的腿哭得肝肠寸断，让郑大夫还他们女儿。 好在后来，村里的干部和院长反复解劝，说世界上最好的人有三种，一是父母，二是老师，三是医生，他们绝对没有害人的心。 母亲仍然是歇斯底里，父亲在那几天，走路都摔交，没有二姐的日子，我更是茶饭不思。 后来在村干部的调解下，决定让我大姐将来招上门女婿，这不但是因为我身体有残疾，在七岁的时候已经很明显的预示着将来不能出大气，还因为那个年代，家里有儿子的，女儿是不能留在家里的，女儿不能立门顶户的最主要原因，我想还是因为那时，一家子田地的多少在农村显得尤为重要。 安葬了二姐，家里一下子显得空空荡荡，二姐的笑声再也不会在院子里响起，二姐再也不会教我唱那首《小草.》的歌了。 其实，自从我出生后，二姐可喜欢我了，有一回，村里的一个孩子欺负我，二姐为了报仇，头都让那孩子打出血了。 我的残疾是在一岁多的时候体现出来的，夜晚频繁的惊厥和吵闹让父亲和母亲一直都不安。 其它的孩子半岁就长牙了，我到了一岁半还没有长牙，也没有一点走路的迹象。 父母亲着急死了，当时的年代，男孩的份量在一个家里显得非常重要，母亲和父亲带着我去镇医院让医生瞧，医生说农村孩子都这样，头上都有帽圈（枕秃）。 那个时候，土地刚刚分到户，家里早年也没有积蓄，听大夫说大多数孩子都这样，也没有太在意。 在一岁七个月的时候，我的问题就出现了。 不会走路都是其次，母亲在那个夏天给我洗澡的时候，竟然发现有个手指一样的东西从脊柱里突出来了。 母亲摸着，也没见我哭闹，就断定这是骨头长得不对劲。 父亲和母亲又带我去过县医院，县医院的大夫说这情况应该是先天性的，没有办法。 母亲说可是生下地的时候，背上没有这个东西啊。 那个医生说你肯定没有在意孩子这事，你看他，也乖，也不哭闹，挺好，再慢慢观察吧。 母亲和父亲忧郁重重地回到家。 从那个时候，母亲就觉察到我和其它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孩子已经跑跳自如了，我还不会，别的孩子箭步如飞了，我还是一走路地跌倒。 母亲和父亲把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吃，什么好玩的都给我玩，二姐最心疼我了，有好几次，她把母亲给她吃的西瓜让给我吃，我吃完之后，把西瓜壳扔了，我看到二姐把那个已经发白的西瓜皮从地上捡起来藏在墙角，连同那绿色的硬壳也吃掉了。 所以，我爱我二姐，那是今生除了母亲，最心疼我的人。 其实，小时候的我，最怕的就是被人欺负，直至今天，面对强者，面对那些势者，我仍然是有理让三分，童年时代被别人欺负的场景依然时时存在。 那个时候，医院也没有把我病清晰的诊断出来，当然，那个年代，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又有多少科班出身的大夫呢？ 误诊是必然的，谁让我出生在那个年代呢，只能怪我命不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终于会走路了，终于也会像其它的孩子一样跑跳自如了，可是我的背却永远地残疾了，让我今生今世都将背负一个无比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除了让我的个头略显矮一些之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不适，可在后来的日子里，它影响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学习，生活，工作，婚姻，这些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再去县院看医生，已是七年之后，我二姐逝去的那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