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 5月 16日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医生是一个能保证给人带来崇高声望和收入的职业。然而在中国，医生的生活状况却始终不容乐观：畸形的低工资薪酬体制；超负荷的工作量；愈演愈烈的可能被病人辱骂甚至殴打的风险，已将中国医生推上了《时代周刊》的国际性高危职业。

在许多人眼里，医生还是一个与“红包”、“医药代表”等词联系在一起的职业。中国的医生收入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霾”，“雾霾”之外让人看不清楚，“雾霾”之内的医生们却在苦苦地支撑！

现实版的中国医生的收入

据《人民日报》3月28日报道：2012年，上海公立医院医护人员的平均收入为13.95万元，是当年社会平均工资的1.95倍。据钟南山院士调查，2013年广州医生年均收入19万元，比社会平均收入高2.8倍到3倍。据记者调查，北京大医院一线医生平均年收入是18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应该说，是符合医生这个职业的特点，是相对合理的。然而，具体来看收入的来源或许就不够合理了。来源于工资的收入只是实际收入的1/4，另外3/4则是隐性收入，比如：科室创收后发的奖金，药商按处方给的提成，在手术耗材上的加价，外出走穴挣的外快，甚至是病人给的红包等等。

而与这些大城市医院形成对比的是基层医生的“可怜收入”。据山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长治市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3418元，而隶属长治的襄垣县和沁源县医务人员平均年薪24393元，比当地平均水平低27%；晋城市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0029元，接受调查的晋城市高平市医务人员平均年薪26040元，比当地平均水平低35%。

灰色收入何以出现

灰色收入目前在很多行业都存在。人们常说的医疗行业的灰色收入大致包括：各种检查的开单提成，药品回扣，以及病人和厂家的红包、礼物等。为什么会有灰色收入？正当收入不足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谁都不该忽视经济基础（收入）对上层建筑（道德）的影响。现在，很多地方的主治医生的月薪只有3000多元，生活清贫，让他们拒绝灰色收入肯定有难度。近年来不少媒体总喜欢将中美两国医务人员作比较，说美国医务人员如何廉洁，然而，很多人或许不知道美国医生也存在着个别的类似行为，也不了解他们的合法收入具体有多高，但在美国人均收入比中国高得多，医生合法收入又比美国的人均收入高得多，忽视这两个“高得多”的现实基础，孤立地比较中美医生之间的表面现象除了得出“丑陋的中国人”的老调还能有多大意义呢？

值得关注且略带讽刺味道又让人感到很无奈的是，在中国并不是每个医务人员都有机会被卷入“雾霾”，有机会获得灰色收入的大多是技术水平高、服务态度好的医务人员。在工资固定、奖金差距极小的情况下，水平高、服务态度好的医务人员，就诊患者川流不息，而水平相对较低的医务人员门可罗雀……可以想象，在医疗资源短缺的环境中，这些技高人好的医生们如何能避免成为药企乃至患者的重点“关照”对象呢？这种灰色收入的出现仅是道德层面可以解决的问题吗？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是否还应当从中看到医疗市场自我调节的力量呢？

芸芸众生，无论是让人崇拜的英雄还是令人痛恨的罪犯，都属于社会的极少数。医务人员这个职业群体也不例外，道德极其高尚者和道德极低者也是极少数。既然我们容易理解，要求每个人都道德高尚、甘于奉献在哪个行业都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有理由片面地要求医务人员个个像活雷锋吗？

相对而言，医务人员这个行业的总体道德还是较高的，即使是接受过灰色收入的医生也并不意味他们企盼患者病情好转的良知会改变。在不大可能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正常收入及优质医疗资源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灰色收入产生的根基就会存在，灰色收入是否就很难杜绝？

正本清源，医生需要走出“雾霾”的高收入

中国的挂号费、手术费太低了。1997年，挂号费是5元。17年过去了，不少医生的挂号费仍是5元。中国医院住院床位费收费标准太低了，每天几十元，只相当于星级酒店的零头，用比小旅馆还便宜的价格提供着医疗设施齐全、专业护理到位的服务……

众所周知，学医比其他行业需要更长的时间（5-8年），医生的一生都需要反复进修学习以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经常深夜被电话叫醒去看病，经常值夜班，做一台手术有时七八个小时，过程中不能大小便等，这是作为医生相比于其他职业成本高的一个方面；另外，医生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职业，所谓高技术含量就意味着其回报不应以简单的劳动量作为衡量标准。因为，高水平的医术背后是多年的拼命学习和实践。

有个真实的故事，或许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一家医院从国外引进了一套非常先进的医疗设备，使用过程中出了故障无法正常工作，找国内代理商上门维修了多次仍无法解决问题，最后，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同行告诉他们国外某医院也有一套同样的设备。于是他们通过这家医院迅速联系到了一位很有经验的外籍维修人员。果然，这个人用了半天的时间，仅更换了一件价值1美元左右的零件就修好了。但维修费用却要收1万美元！院方觉得太贵了，于是就问对方：“这1美元零件、半天维修，维修费价格是怎么计算的？”。这位高人说道：“你们不能简单地按照零件成本和劳动量来计算，零件成本可能只有1美元，但我的经验却值9999美元，因为这些经验是长期实践积累的结果，这套设备我这样的专家级维修人员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出几个人来！如果不是我把它修好，你们或许还要更换多少次维修人员、设备还要闲置多久你们能算出来吗？” 也许他的话可以很好地诠释所谓医生是高技术含量工作。

医生是个高风险的职业在美国也有相应的体现。美国的医生薪水虽然高，但要知道，他们的收入有约1/3是用来买保险的。有一句话叫“做医生者，是一只脚在医院另一只脚在法院”，医生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医疗事故风险很大，而且按目前趋势医生在医疗事故中所承担的责任将会越来越多而医院则会逐渐减少。

中国医生的阳光收入不仅少，而且确实有“苦力”的味道！从工作量来看中国医生每千人只有1.4～1.9个医生和1.4～1.8个护士，而他们却要承担4.2个病床。相比美国每千人有2.7个医生和9.8护士，只负责3.1病床。工作量与薪酬收入形成极大的反差。以广东为例，广东约占全国10%医护人员承担起全国11%的医疗服务量，广州的医疗服务量也大于全省的50%，在市场环境下，这也从中反映出这个行业里存在严重的劳动强度与薪酬水平的不均衡。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们所应得的阳光收入与其付出是不成正比的，这就为医生拿提成和收病人的红包，建立了存在的基本环境。大多数医生对自己的收入不满意更多的是对制度造成的不公和不满意，他们并不为灰色收入而骄傲，更多的是无奈！更多的是希望能“正本清源”，让高收入更阳光！

如何寻回“白大褂”的魅力？

调查显示，我国八成以上医务人员认为医院薪酬与自己的付出不匹配，感到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有人于是把“灰色收入”视为合理补偿，但是这样损害了信誉和形象。

平心而论，医生们着实不易。本科医学生需要读5年，博士医学生需要读8年，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很高。在发达国家，医院将60%以上的支出用于人力成本，而我国这一比例只有20%左右。

医生是医改的主角，抛开医生搞医改不会成功，深化医改必须调动广大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医生价值如何实现，是医改的核心问题。没有公平合理的利益机制，缺乏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劳动收入，医者难以静心，患者也难以安心。　　同时，一个现象值得反思，某些民营医院的医生普遍不收红包。原因不是他们的医德更高，而是他们的医疗服务由市场定价。市场是台超级计算机，深化医改的关键是社会办医。应放开医师自由执业，由市场决定医生的价值。只要医疗服务价格涨了，医生开方量自然减少，这是否也是市场规律呢？

了解医生的真实收入，让医生靠技术吃饭，拿阳光薪酬，才能唤回“白大褂”的魅力。健全医务人员等适应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为破解难题指出了方向。今后进一步推进医改，理顺医药价格，挤掉药品、设备和耗材等费用水分，还原医疗技术服务价值，使“以技养医”取代“以药养医”。

医生的职业特点决定医生的培养过程与其他职业有着非常的不同，除了培养周期长之外，还是一个终身学习和奋斗的过程。医生普遍觉得，越是到经验积累越多的时候，越感觉到“不堪负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为什么呢？除工作量大之外，是因为对生命看得重如泰山！

这个感觉似乎不只是医生会有，大概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感觉：珍惜生命！也正是生命可贵，可贵到不可taketwo（再来），人们尊重医生，尊重生命，给与医生一种“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这就是医生本来的社会基础。可惜，这个基础目前在中国还差得很远。假如继续放任中国医生成为一种疲于奔命而又得不到社会尊重，收入极其畸形的职业，谁会受益呢？医生？患者？还是ZF？或许都将最终受害！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200年前所著的《国富论》中曾写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医生……像这样重大的信任应该安然委托于那些人，他们得到的报酬必须与这种信任所需要的社会地位相符，再加上他们之前必须接受的长期教育与巨额费用，势必使他们的劳动价格更加高昂。”事实上，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医生都属于高收入阶层。亚当·斯密的这段关于医生薪酬的著名论断早已经在全球被普遍地践行着。

中国医生收入的“雾霾”现象和空气的雾霾现象一样，医生的力量固然重要，但凭医生个人的力量驱散“雾霾”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更多的还是要靠医疗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如果将医疗服务看成是ZF要为全社会提供的一项公众产品，那么从市场的角度看，医生无疑就是“生产”这一“公众产品”过程中的“生产资料”，从这个角度来看，保障对“生产资料”的足够投入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命题吗？

新医改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很多，然而医改进入“深水区”以来，是否首先需要花大力气重点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在解决医生待遇问题上如何寻求“突破”，让医生收入走出“雾霾”？

（环球医学编辑：常 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