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思乐 来源：女权之声

“湖南一产妇死在手术台，主治医生护士全体失踪”，这则标题惊悚的视频引爆了昨天的网络，然而，随着视频被逐帧评析，网络舆论迅速从对医疗系统的挞伐转向了对产妇婆家的谴责。视频中，婆婆对院方“切子宫保大人”回应以“切了子宫就意味着再也不能生小孩了”，许多人认为婆家为保生育贻误抢救时机，才导致了产妇张女士的死亡，媒体评论也指家属无知导致惨剧。

在这一事件中，家庭父权将女人当生育装置的窠臼暴露无疑，也确实是女性悲剧的祸首，但医疗体系和社会也不应就此自我免责、关闭讨论。一个巴掌拍不响，医疗系统长期缺乏社会性别敏感、甘做父权观念的映射，导致产妇的悲剧几乎是必然的，而国家对医疗体系的不当作为不仅难辞其咎，甚至是最终的操控者。

此次事件的一个争议点就是，事关产妇生命，是不是没有家属同意就不能切除子宫？

现代医疗的基本原则是患者的知情同意和患者利益最大化，在患者昏迷等无法明确同意的状况下，医生可以出于患者利益采取措施。但中国医患关系极度紧张，医方为了保护自己，往往不能直接按照自己的判断采取措施，而必先要求家属代表患者表示同意。问题在于，首先，家属是无法代替患者意志的；其次，家属也不一定考虑的是患者利益的最大化。

面对第一个问题，应该做的是尽量保障产妇本身的知情同意。在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这样的过程，产妇在接受剖腹产手术之前需要签下同意书，同意书上列有剖腹产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但经历过此过程的女性说，医生会反复强调“一般人都不会有问题的，你就签吧”，而且也不会告知要是出现了这些情况，可能采取什么紧急措施，以及询问产妇是否同意采取这些措施。

也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知情同意”过程中，产妇没有被真正赋权，她们的签字同意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医疗系统实质上是通过默认不会发生危险，而将产妇置于对可能采取的措施无法知情同意的风险中，而将危险发生后的选择权直接交给了家属。

至于第二个问题，谁才是产妇权利的合理代表人？一位经历过剖腹产手术的女性说：“医院传递给我的所有信息都是，他们默认出现意外能代表我的就是配偶。”她的感受被其他前产妇们印证，她们表示院方并没有给她们选择的机会，“可能是传统观念的影响吧，他们就默认女人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

但产妇自身和其家人对夫家并不见得信任，一位前产妇说，自己和妹妹生产时都有父母在，因为怕出现意外时夫家人“卸磨杀驴”。在湘潭的事件曝出后，有不少女网友联想到，夫家已经得了孙子，再借媳妇的死闹得一笔钱，就能欢欢喜喜再娶再生。这种说法虽有诛心，但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

家庭父权观念依然强盛的情况下，丈夫背后往往还有强烈影响着他的家人，并不总是产妇权利的合适代理人。手术突发情况的决策所系是产妇的生命，产妇应有权利选择谁可以成为她的代表人或决策者，丈夫、父母、医生还是其他人，而不是由院方根据传统观念默认。系

有人为张女士的婆家喊冤，认为对于普通人，医生一会说要剖腹，一会说大出血，一会说切子宫，产生不信任甚至拒绝听从建议是正常的。的确，医学本就是一门专业知识，简单指责家属无知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

孕产妇及其家人对医方的不信任，与生育医疗过程中医方对信息和权力的普遍滥用不无关系，而这种滥用又寄生于传统观念对生育的神秘化和崇拜。女性怀孕后经常发现自己突然成为了一个牵线娃娃，每个人都想要控制她，家人说这不能吃那不能做，在医院也被不加解释地下达指令和开下药方。

一位前产妇说，自己怀孕期间医生开了好多各种微量元素和补胎药，为了跟负责医生保持良好关系，她不得不照单全收，但拿回家后一种都没有吃过。另一前产妇则回忆，过去她在医院建档后到12周以前是不需要孕检的，而现在她的同事被要求12周以前也必须孕检，否则不予建档。中国居世界第一的剖腹产率也被认为与过度医疗和医疗创收关系密切。

孕产妇和其家人对过度医疗并非没有警觉，但出于“宁可信其有”以及碍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不会拒绝。一来二往之后，医方对她们医疗需要的垄断，和对生育重视又忐忑的心态的利用，使两者陷入不信任的拉锯状态。在出现医疗意外时，产妇本身的意志又往往被排除出局，医患矛盾就经常表现为医方与产妇家属的矛盾。

医疗系统利用传统父权观念和心态创收，与国家财政对医疗体系的抛弃不无关系。90年代医疗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后，医院不仅被要求自负盈亏还成了“创收单位”，而医生的诊疗费却迟迟没有放开，这导致医生们如果不通过卖药、卖检查、卖手术获得附加收入，他们将很难完成业绩任务或者获得体面的报酬。

繁重的劳动、不得不把患者当消费者，使许多医疗工作者要让自己与患者情感隔离，否则难以维持日复一日的工作。于是许多惴惴不安的半麻剖腹产妇在手术台上听到医生谈笑风生，讨论着今晚下班后吃什么，又不时喊一声“谁谁谁，那儿小心缝错了”。可以想象，这些产妇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仅面临心理的煎熬和担忧，还感受到尊严的缺失。

除了经济上的间接影响，国家父权也直接通过医疗系统操控妇女的子宫。计划生育政策下，每一年都有“超额”怀孕的妇女被送往医院强制堕胎、强制上环的新闻，人们在谴责国家暴力的同时，也对医疗执行人员的麻木啧啧惊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国家运动，本就向医护工作者灌输着妇女是生育资料的意识，塑造着他们的情感隔离和麻木。一些大城市的大医院可能受到的侵染较少，但没有谁可以自绝与国家对整个行业的定位和操控。

湘潭产妇张女士，不仅仅是死于家庭父权的冷漠，她死于医疗系统与父权观念的合作，也死于国家父权对妇女子宫的长期暴力。在整个层层联合、相互利用的父权结构之下，一个女人，一个怀孕的女人，成了唯一的绝对弱者，她的悲剧，既是极端也是沉痛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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