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sina.com.cn/c/2014-03-08/151029657214.shtml?bsh_bid=428235576羊城晚报特派北京记者

　　薛江华 张林 陆志霖

　　这两天，因表态拒签“不收红包协议”，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引起广泛关注。

　　这位68岁的老人，17岁赴广州求学，从医生做到院长，后来升至卫生部副部长，但他却始终把“我是个医生”挂在嘴边。对于广东，他始终充满了感情。6日，在接受完记者采访后，他深情地对记者说：“广东是培养我的热土，是珠江水养育了我。”

　　选择医生职业时就发过誓了

　　羊城晚报：你之前说过反对现在让医生签协议不收红包的做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黄洁夫：我是17岁进的原中山医学院，我们进院开学的时候，校长就带领我们400多人集体宣誓，叫做希波克拉底誓言，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不准收红包”的政策已经制定几十年了，医生一进院就知道，现在要他们再来签这个协议，是对医生人格的一种侮辱。就好像朋友之间，互相的信任，需要不断地发誓吗？

　　对病人来说，也是一种贬低。有些病人病好了，他感谢医生，这是人之常情，不叫“红包”。

　　羊城晚报：可是制定政策的人应该也是出于好意吧？

　　黄洁夫：这一点我也很认同，他也是希望收红包、回扣这种社会上的丑陋现象消失，希望通过签约能够杜绝这些现象。可是制定这个政策的人一定不是医生，他一定不懂得医生的感想。因为医生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就已经发过誓了。

　　绝不是为了发财才选择这个职业的

　　羊城晚报：之前钟南山院士说广州市的医务人员，平均年收入有19万，您认不认同这个观点？你怎么评价中国医生的收入水平？、

　　黄洁夫：认同。中国的医生，跟世界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医生来比，其收入是低的；跟中国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公务员）来比，医务人员的工资是不低的。这是两个基本概念。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钱只要保持生存就行了。更重要的是，你多治好些病人，在社会上实现你人生的价值。我们不应该过多纠缠医生的钱是多是少，我相信有一点，大部分医生都是把治好病人作为他们人生最高的选择。同时希望医生这支队伍得到社会的尊重，这样医患关系就解决了。

　　每周还做一到两台手术

　　羊城晚报：你现在还做手术吗？

　　黄洁夫：每周都做一台，有是时候是两台。但我要声明一下，我不是给当官的做，90%是给普通老百姓。

　　羊城晚报：普通人怎么能找你看病？去哪里能挂到号？

　　黄洁夫：曾获准协和医院给我挂号，但病人太多了，我应付不过来，不然又会出现紧张的医患关系了。有些特别的病人会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有时候我会让我的学生帮我安排好手术。我去做手术，很多病人都不知道是我主的刀，我也时常不清楚给谁做的手术。有几次在协和，有些病人会突然跪下来，抱住我，感谢我救了他的命，我很感动。

　　我是体制内坚决的拥护派

　　羊城晚报：有媒体说你是体制内的反对派，你认可吗？

　　黄洁夫：我是体制内坚决的拥护派。有领导同志这样评价我，说洁夫同志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敢讲真话，都是为党，为国家。

　　敢讲真话，我问心无愧。你们觉得我讲假话了吗？去年我讲医改要走向市场，人家叫我市场派，我不怕。

　　要学星云大师心中有三好

　　羊城晚报：你的敢言会给自己带来压力吗？

　　黄洁夫：我很欣赏台湾星云大师说的三个好，常说好话，常做好事，常怀好念，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了。

　　说起敢言，我很欣赏钟南山院士，他是一个好医生。他常常说一些看起来很狠的话，但话糙理不糙，他说的都是心里要讲的话，如果大家每句话都去挑他的刺，就没意思了，我很钦佩他的为人。

　　让红会介入器官捐赠符合国情

　　羊城晚报：我们注意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选择了红十字会作为合作伙伴，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黄洁夫：我今天在这里为红会说几句话。我觉得，媒体过去对红会有些误解，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对红会是重创，这件事我就不再说了。从世界上来看，红十字会是非常公正的一个组织，每个国家的红十字会都能代表国家的形象，我们要相信红会的精神。作为具体的组织，特别是红会的分支或者基层组织，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就好比林子里，有好的鸟，有不好的鸟。

　　让红会介入到器官捐赠工作中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好选择。可以说，没有红会的参与，就没有现在中国现在所取得的器官捐献的成就。到现在，公民的捐献已经大大地超过死囚的捐赠。在这个过程中，红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羊城晚报：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监管呢？

　　黄洁夫：我们是合作伙伴，是战友。

　　在具体的工作中，如果红会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作为业务协调单位的医院方可以举报他，但器官捐献工作照常进行。业务协调单位有什么做得不对的，红会也可以举报。让他们互相监管，这样我们的事情就能做好。

　　薛江华、张林、陆志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