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说到乡村医生，就让我联想到我的家、我的父亲。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我的父亲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年少是酷爱读书，是村子里的“小才子”，但遇到文化大革命就停学了。后来，有一名老中医下乡给村里人看病，看到我父亲很好学就收他为徒，当上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赤脚医生”。进入了合作医疗社，那时，是工分制，我父亲不用去田里做活，就在生产队内领工分，所以要是一有空就自学医术，因此对中医很精通。

　　八十年代，国家开放改革，分田单干，合作医疗也解体了，村民看病要自掏腰包，父亲也没工资领，但还是整天背着药箱，走家串户，因此，责任田的收成老是比别人差，母亲老是说父亲不能去帮忙，我们兄弟几个经常是饿一顿饱一顿的。那时，的医疗条件也不是很好，还是一针（针灸）一草（草药）就可以治疗很多的农村常见病，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很少用到成品药。而大多数农民的收入都是靠粜米，很多村民来看病很少在花到钱的，我父亲常说：“人家生病本来就是在难中，要是收了他们的诊费不是难上加难了吗？”记得有一次上级的卫生部门来农村检查血丝虫病，要到晚上才挨家挨户的去采血，父亲累了好几个通宵，很多村民又不理解白天做活都很累了，晚上睡了又来抽什么血为何大白天不来？那时不知听了多少的难听话呀！ 县里组织学习，父亲取得了《乡村医生证》。

　　九十年代初，随着开放改革的深入，农村翻天覆地的大改变，经济发展很快，同父亲一起从合作医疗解体出来的乡村医生都有了自己的诊所或药店，也就是那时我虽还小但父亲一有出诊老叫我要跟他去，我很不情愿，但也从中学了一些医学上的皮毛。我一直劝说父亲要开一间药店好增加家庭的收入，父亲很固执的说：“我是医生只管看病，不是卖药的。” 县里再次组织乡村医生培训，我参加了乡村医生系统化教育，并取得了《中专水平证书》，也就是那时我才东拼西凑的开了一间诊所，家庭在生活上才有了点保障。父亲老是用谨慎的口气对我说：“做这一行的一定要胆大心细，要病人的诊费他们出得起，要是有点闪失，人命关天你用什么赔人家？”我也意识到这行是高风险，低收入。很想放弃从新择业，可我父亲是个很传统观念的人，逢人就说他后继有人了，可以歇歇脚了。那时我也是想减轻父亲的压力。又教育我说：“这是一种高尚的职业，虽不能赚到什么大钱，起码可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002年腊月，某天的早上有人要请父亲出诊，奶奶阻止说：“天气这么冷，你的身体又很虚弱要不让他去请别的大夫吧？”这个病人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指名要父亲过去给她看看的。“不行，我要去。毕竟她信任我，就算去了没用上什么药，她的病还是会好些的，这是对她的一种安慰。”这是父亲一生行医中最后的一趟诊也是在行中的最后的一句行话。 第二天，父亲自己当了一辈子的医生，生病从没有在医院住过一天。手里捏着一瓶已经含空的‘速效救心丸’。永别了他终生所向往和奋斗的职业走了，留下的只有身边十来元的现金、四间平房、一箱子母亲说十来个人都扛不起来的医学书籍、和既神圣又高尚但只能糊口的位子让我接——乡村医生。 还记得曾经你年轻时，出夜诊摔折了手臂； 还记得早晨老是有人叫你才有起床，还说这么晚还在睡，真是命好，可他们哪知道那时你才睡下呀！白天刚要休息一下，又被叫醒，大白天的睡什么觉，可他们哪知道你已经是一夜没睡了吗？半夜有人敲门，咋这么早就睡了，平常不是还看你屋子灯还点着的，可他们哪知道那时你才回家呀，睡不好不说连三餐都没能按时吃；有时农忙，经不住母亲的再三要求，下地做农活回来后已是气喘吸吸的了，可是有人叫你出诊，背地里老是常常你听你说，要是叫我倒贴二块钱，甭去出诊也愿意。行吗！可那是累呀！ 你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是明知是结核病人给他们打针，还在教育他们要另碗另筷，以防传染，可他们用过的茶杯，泡茶给你喝，也爽快的喝下去，什么这是礼节，什么这样还可减轻病人的思想压力，结果哪有那么多的‘正气’还是要吃上了一年半的抗结核药，小孩子在生水痘，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也不是还跟着长。整整一星期不能吃不能躺，这是偶然性吗？ 好几次和你一起出急诊，能治的和你观察就是一个通宵，危重还得陪同他们去医院；那是老人要是正常死亡的，在农村很多是亲属不敢确定的，这不还得要去看‘死人’，这不说白跑一趟，还要送点钱给他们（本地风俗，曰金银钱），可那点钱得用一天的工夫才能赚来的并是用来籴米的呀。也就是差不多那个时期，就只差两块钱才能凑到全部学费的我只能辍学了。这就是你教的要做医生就得学会先做人并要懂得乡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