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为何能闹起来》 近来，我国又出现一个新“职业”——“医闹”。他们像苍蝇一样，整日围在各大医院门口，专叮“有缝的蛋”。哪个患者发生了医疗纠纷，他们就主动“出头”闹医院。一旦医院愿意花钱“私了”，“医闹”就可以坐地分红。如此快速“致富”的“职业”，自然吸引了不少游手好闲者。

  任何一个职业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医闹”是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催生的畸形“职业”，是社会肌体上的“毒瘤”。“医闹”之所以能闹起来，原因很复杂。但是，患者的维权渠道不畅通，维权成本太高，是患者与“医闹”结盟的最直接诱因。 
      
  和医院直接交涉，是患者维权的首要途径。由于医患双方的医学知识极不对称，医院很容易“大事化小”，或将责任一推了之，从而引发纠纷。同时，由于我国尚未在医院中强制推行医疗责任保险，很多医疗意外没人“买单”。因此，当医疗意外发生后，患者往往难以承受，自然就会闹医院。 
      
  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和打官司，是患者维权的另一途径。但是，这是一场看不见终点的“马拉松赛”。且不论鉴定结论如何，光是办完一个个手续，跨过一级级“门槛”，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目前，我国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还存在很多弊端。例如，鉴定委员会专家与被鉴定医院同属医疗卫生系统，难免有“医医相护”之嫌，极易导致鉴定结论失真；患者如果不服鉴定结论，需要申请上一级鉴定，必须经过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为此，一些患者只好再到法院打官司，其付出的成本自然更大。经过漫长的诉讼，黑发人打成了白发人，心力交瘁，也未必能拿到一纸公正判决。于是，很多患者不愿意走法律途径，而愿意请“医闹”，以获得快捷的赔偿。这就给“医闹”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当然，“医闹”气焰嚣张，还与其他一些社会因素有关。例如，不少医院由于害怕家丑外扬，影响形象和声誉，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往往愿意“私了”。“医闹”一上门，院长就发软，宁愿花钱买平安。而“医闹”正是摸准了医院的“软肋”，狮子大张口，索取高额赔偿。同时，一些GA部门也错误地认为，只要没有发生伤人死人事件，就属于医患矛盾，可以不闻不问，而不以扰乱社会治安论处。这就无形中为“医闹”撑了腰，壮了胆，使其有恃无恐，逍遥法外。 
      
  医患矛盾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无论中国外国，医疗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在解决医患纠纷时，暴力比法律更有效，那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了。治理“医闹”，重在治本。多为患者建立几条维权的“快速通道”，“医闹”自然就没事可闹了。 
      
  作者手记：中国之大，无奇不有。2007年7月，福建武夷山市中医院发生了“医闹”摆灵堂事件，医院被迫停业一周，赔偿患方20多万元。这是众多“医闹”事件的一个典型例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新华社记者发表看法：没有令人信服的仲裁，就难免“医闹“乘乱搅局。作为一个新职业，“医闹”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扮演着医患之外“第三方”的角色。尽管这是一个带着黑恶性质的“第三方”，但很多患者为了降低维权成本，不得不委托他们“平事”。“医闹”的出现，暴露了我国医疗纠纷处理制度的缺失。由于“医闹”的办法简便有效，自然生意兴隆。因此，尽快建立一个权威公正的“第三方”机构来协调医患之间的关系，才是当务之急。 

医生卸下钢盔之后 最近，深圳山厦医院为了防范个别患者无理取闹，让全体医护人员戴上钢盔上班，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

在战争年代，军队医生戴着钢盔是为了抵御枪弹。然而，在和平年代，医生戴着钢盔却是为了防御“医闹”。这样的“黑色幽默”，堪称世界医学史上的奇闻。

虽然这家医院的做法实属过度防御，带有很强的情绪化色彩。但是，它却传递出一个真实的信息：“医闹”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很多患者在发生医疗纠纷后，不是诉诸法律，而是雇佣无业人员，采取***、堵门、哭闹、烧纸、停尸甚至施暴等手段，要挟医院给予高额赔偿。虽然医院苦口婆心，劝说患者依法解决纠纷，甚至愿意支付全部诉讼费用，但患者往往更喜欢“闹”，因为这样才能获得更大的收益。当医院不堪其扰时，只好拿钱来摆平，而这正是“医闹”的渔利之道。

医生被迫戴钢盔，折射了法治的软弱和缺位。如今，“医闹”越来越猖獗，医生提心吊胆，患者惴惴不安，很多医院变成了缺乏安宁的是非之地。遗憾的是，在很多地方，本该维护社会秩序的GA部门，对“医闹”的态度却“宽容”之极。只要不发生暴力行为和流血事件，GA人员就袖手旁观，任凭“医闹”兴风作浪，扰乱公共秩序。对此，一些GA人员认为：患者闹医院，肯定有冤屈。医院是强者，患者是弱者，只要医院赔点钱，社会就和谐了。这种错误观念不仅助长了“医闹”的嚣张气焰，也给依法解决医患纠纷带来了更大障碍。可以说，“医闹”就是法治软弱催生的“肿瘤”。

追求社会和谐，是我们的共同理想。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不能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不能不辨是非曲直。由于医学的极其复杂性，在任何国家，医患纠纷都是不可避免的。而化解医疗纠纷最理想途径，就是医患双方依法解决问题。在法律面前，患者和医院是平等的。患者的权益不容侵犯，医院的权益同样不容侵犯。医院是公共场所，本该是一片净土。纵容患者闹医院，不仅换不来“和谐”，反而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和危机。事实上，对“医闹”的姑息，就是对公众安全的漠视，更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

目前，深圳山厦医院的医护人员已经卸下了钢盔。但是，头上的钢盔易卸，心灵的“钢盔”难解。虽然暂时的风波过去了，但潜在的危机依然存在。当法治的“铠甲”无法护身时，医生也许还会再次求助于钢盔。只有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严厉打击“医闹”现象，铲除“医闹”滋生的土壤，为广大医务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执业环境，“钢盔事件”才不会重演。

当然，从长远来看，恢复良好的“医患生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才是保护医患双方的最好“钢盔”。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医生不应退守一隅，消极防御，而应以真诚的情感、周到的服务、高超的医术，主动修复医患关系，努力化解医患矛盾，让“医患生态”逐步走向良性循环。 

作者手记：

  2007年初，深圳山厦医院医生戴钢盔上班的照片在网上出现后，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外电评论很多。尽管有人怀疑这是医院故意“炒作”，但客观上也是一件好事。“钢盔”成为当今医患关系紧张的最形象注解，它促使人们更深刻地思考中国医生的执业环境。医生坐在刀尖上

近日，在福建中医学院所属的“国医堂”内，一名患者向正在行医的戴春福教授连捅数刀，导致教授不治身亡。据了解，戴教授50岁，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患者行凶的原因是因为戴医生多年未治好他的病。

近年来，关于医生被患者殴打甚至残杀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以至于不少人有点麻木了，甚至还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有些地方，医患关系正经历一个令人忧虑的“冰期”，出现了严重扭曲。长此下去，最终将阻碍医学进步，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记得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人们对医生的赞歌处处可闻。然而，非典之后，有的人对医生的评价又一落千丈。

必须肯定，我国的广大医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好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就没有广大群众的健康长寿，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对此，我们不能把支流当主流，更不能以极端方式“闹医院”、“杀医生”。这种丧失理智的行为，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不容的。

 医学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高风险行业。尽管人类在医学上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由于人体的极端复杂性，仍有一大批疾病尚未被攻克，如癌症、风湿病、糖尿病等。即便是对于很多常见病，在治疗中也会因个体差异而发生意外。可以说，一部医学史，就是无数失败演绎的历史。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有代价的。

遗憾的是，很多患者对医疗效果期望过高，对医疗风险却不认知，不能正确对待医学的失败，以为进了医院就是进了“保险箱”，治不好病就是医生的错，动辄发生过激行为。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医生的感情，也挫伤了医生探索未知领域的积极性。为此，一些医生只好采取防卫性措施，该做的手术不做了，该冒的风险不冒了。医患互不信任、互相防范，其代价就是医学进步延缓甚至停滞，患者根本利益受损。

 在处理医患关系上，梁启超先生堪称楷模。1926年初，梁启超先生因尿血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医生误诊为他的右肾长瘤，于是做了手术，但右肾取出后，发现并无肿瘤。对于这一手术，当时社会上和梁启超先生的家人多有责言，但梁启超先生本人却十分通情达理，他提出责任不在医院。梁启超对协和医院误诊的宽容，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医术还不成熟，而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协和医院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西医医院，如果大加鞭挞，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在一定程度上，患者的这种胸怀和雅量，也是促进医学进步的“加速器”。

 医疗卫生和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一些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是难免的。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医疗改革任务艰巨。有的问题是眼下可以解决的，有的则需要长期艰苦努力。目前，ZF正在稳步推进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努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全社会都应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通过医患双方共同努力，加快医疗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医患关系。如果医生真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整天如同坐在刀尖上，明天谁还敢当医生？ 

作者手记：

 这是2005年最具轰动性的新闻事件之一。当无辜的教授被杀后，一项调查显示，居然有八成的网民同情凶手。这种非理性的判断，触动了我敏感的职业神经。为患者鸣屈，固然可以赢得浅薄的喝彩；但为医生请命，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社会不保护医生，医生怎会保护患者？两败俱伤，何益之有？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自身的未知数最多。因此，医学有两大特点：局限性和风险性。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从宏观上讲，疾病是不可能被人类征服的。科学只知道一部分，医生只能治好一部分疾病，希望公众都能理解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