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医改，撞蓝墙而返航，亡羊补牢也。 看当今，痛不思痛而忍痛，掩耳盗铃也。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写到“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采取多种形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写到：“ZF重点办好县级医院，并在每个乡镇办好一所卫生院，采取多种形式支持村卫生室建设，使每个行政村都有一所村卫生室。”虽然这两个纲领性文件都明确了村卫生室的三级卫生保健网的网底身份和作用，好像强调了村卫生室的建设，但细细品来，都显得模棱两可，理由在于：只说每个行政村都要有一所村卫生室，却没有界定村卫生室到底是ZF的责任，还是村医生个人的责任，只说每个村有一个村卫生室，却没有对村卫生室建设的标准提出具体要求。从所有国家级医改政策看，在对待村卫生室的建设上都不及对待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建设的意见那么清晰，那么坚决。与此同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规定：“ZF对乡村医生承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等任务给予合理补助，补助的标准由地方ZF决定。”这一规定表明得十分清楚，新医改方案已将村级卫生机构从业人员的劳资保障责任像“踢足球”一样给了地方ZF。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地方ZF，有许多必须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才能维持正常运转，如何能够切实有效维护农村基层医务工作者正当的劳资权益呢？启不是画饼充饥，掩耳盗铃吗？轻描淡写的支持与补助根本改变不了三级卫生防保网的基层第一网。 在辽阔的中国农村，共有61万个村级卫生室，这61万个村卫生室将是直接为村民作最基层，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是村民生病和公卫、防保的直接受益处。是党在农村卫生工作中给农民的直接政策兑现者。 遗憾的是：画饼永远无法充饥，掩耳盗铃发挥不了中国89.4万乡村医生的积极作用，61万个村卫生室将处于半瘫痪状态，形成一种自生自灭的局势，中国三级卫生保健网的第一网将彻底烂掉。在现行医改政策的引导下，由于最基层的村卫生室诊疗疾病不能报销，或报销比例极低或受限，村民生病倾向乡镇和县级以上医院，使上层医疗机构门庭诺市，为达到高额报销，不该住院的也住院，不该输液也输液，鼓励村民多住院，多报销，将再次掀起全民医疗费用的总高，产生国家财力的恶性循环。 论医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思未来，痛定思痛，痛改前悔。 在谈到中国医改的时候，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对中国人说过：“你们不要到处去学国际经验，只要看看你们自己80年代之前，再看看80年代之后，你们就可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俗话说得好，“旁观者明！”在中国人完全迷信于“医疗市场化”的时候，一个印度人，阿马蒂亚•森为中国人指点了迷津。解放60年了，中国人有丰富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如何医改，应该有所继承，有所反思，有所创新。 作为中国公民，有着30年以上的医学经历，也是赤脚医生的化身，乡村医生的元老，对于中国医改，我们提案三点，希ZF论证采纳。 一、打开人才的瓶颈，让人做事。 各级ZF都认为医改缺乏基层技术人才，人才的缺乏成了医改的瓶颈。早在1981年2月27日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将全国赤脚医生进行了中专医士水平的考试，具备相当于中等医士水平者发给“乡村医生证”，不合格者发给“卫生员证”。在当时中国通过考核有64万人获得了中专医士水平的“乡村医生证书”，也就是说中国乡村医生元老有64万人具备医士水平。根据1999年5月1日实施的《执业医师法》第43条之规定：“本法颁布之前按照国家规定取得医学专业技术职称和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由所在机构报请县级以上人民ZF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取得相应的医师资格。”《执业医师法》第45条指出：“在乡村医疗机构中向村民提供预防保健的一般医疗服务的乡村医生，符合本法规定的，可以依法取得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由于乡村医生受政策的歧视，未能享受到法律的公平公正对待，当年只将乡镇卫生院以上的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全部认定过渡为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医生则吃了个法律不平等的亏！鉴于此，我们要求卫生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顺理成章地将1981年全国考试合格的64万乡村医生认定过渡为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若不能的话，民愤是激起来的，物极必反，我们可以通过在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审查，由全国64万的乡村医生元老为原告，以ZF不作为为被告，力争在法律面前求得人人平等。政策的落实是一夜之间的事，全国这64万合格的乡村医生有了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的名份，不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为中国村民服务了吗？国家应鼓励这64万乡村医生报效社会，而不应该激怒这64万乡村医生报复社会。中国村级卫生室总共才61万个，每个村卫生室不就有一个以上的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了吗？而这64万乡村医生国家数十年来未曾给一分钱的投入，同样为村民的防保、妇幼、公卫、诊疗进行有效的服务，通过几十年来的打拼能生存到现在，确实不容易！这也正是我们这批在农村基层卫生工作中的精英才具有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否则像国家投入不足的部分乡镇医院和市级医院遭破产而变卖。让这些能做事的人出来做事，也减轻了国家多方面的压力，又何乐而不为呢？ 二、建立科学的医改模式，重树世界典范 “基本医疗保障”和“初级卫生保健”的本质是要求ZF的积极干预政策，侧重于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小病早诊断、早治疗，防止小病酿成大病。要树立“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念，充分发挥三级卫生保健网的作用，将疾病的发生发展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使国民少生病、少住院，尽量控制和减少医药总费用的开支，切实改变现行鼓励村民多住院的错误行为！应实行首诊制度，合理的转诊制度，力争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将省市级和教学院校作为真正的科研机构，只对疑难病症的诊治和处理。众所周知，北京的医学专家最权威，条件最优越，如果全国人民感冒了，在政策的引导下，都坐飞机，赶火车到北京来检查和治疗感冒的话，北京的医学专家那是何等的累，患者坐飞机坐火车的费用都是人民币，虽然在北京来治好了感冒，其造价是多大？值吗？希望通过类似的问题，建立科学的医改模式。要压缩在高级院校里搞普通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治，合理运用医疗卫生资源，减少不必要的人才资源浪费和不必要的国家财力浪费。并严格控制不合理医药费用的持续增长，并将全国的总医疗费用降致最低范围之内，形成既节约国家财力，又增强人民体质的医改模式，重树世界典范。 三、明确医改方向，突出中国特色 众所周知，美国是西方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似乎医疗卫生制度也十分健全，但却无法抑制医疗费用的指数般上升，因此，美国总统医疗顾问方励培先生说：“医疗费用飞速上涨会导致美国财政崩溃。”1980年以来，美国医疗费用逐年大幅上升，仅2000年医疗卫生支出总额是1.3万亿美元，占全球医疗卫生支出总额的4.3%，而美国人口才2.8亿，只占世界人口的5%，即便如此，美国倘有15%的人口没享受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医师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解决不了一般慢性病、老年病、病毒性传染病及大量的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大约占人类疾病的60%。面对这无情的现实，西方医学没有绝对的优势。为此，中国的医改方向，绝对不能步美国医改的后程，要创立中国自己的医疗保障特色。 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文化，应当是我们医改时期的宝贵财富。中医中药具有“简、便、廉、验”的多种优势，诊治费用只占西医西药费用的10%。历史上疯狂的非典，甲流的盛行都证明了中医中药是比西医西药更独到，更有潜力可挖。希望能把重视中医中药纳入医改的方向。一个学得全面的中医师坐堂，可当西医的一个小医院，并不需要很多的辅检设备，同样进行正常工作。 如果能将中医和西医两种体系很好地结合，长短互补，中国医改在不久的将来，可超越英国从“摇蓝到坟墓”的全程医保体系。 总之，医疗改革必须驾驭好公平和效益（社会效益）这两个前进中的车轮，努力做到促进公平和提高效益（社会效益），并力求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使其协调发展。争取立政以仁，施政以礼，为政以德！

四川省南充市乡村医生代表　 章顺成　孙昌益　李招益　 章丕文　袁成文　王顺庚 肖爱国　龙仕超　余兴堂 2010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