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医改 医改办、院长和医生的难言之无奈

新一轮医改自2009年起航，至今已经7年。但直到现在，一提到医疗，创收指标、过度治疗、医疗行为失范，这大概仍是舆论马上能够想到的形容词。实际上，类似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收入挂钩的禁令早就三令五申。有医疗界人士曾建议，应将医院创收禁令上升为法律规定——医疗界人士内心的焦灼及“乱世用重典”的思维方式，反映的是事态的普遍和严重性。

医改涉及到的各方医改办、院长和医生，似乎都有难言之无奈：

医改主管部门：难以协调其他主管部门

作为医改主管部门医改办，不仅自身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其他部门如财政部门的财政补偿政策、发改委医疗收费价格调整以及人社部门编制和医保支付政策根本就管不了，各部门各自为政，利益博弈各吹各号，最终政策效果被消耗，导致政策棚架。

有一句笑话是这么调侃医改办的尴尬处境的：医改妹妹大胆往前走，物价牵着一只手，医保牵着一只手，财政还在扯后腿，看你妹妹如何往前走。

院长：财政补助不能足额支持，钱从何来？

公立医院是医改成功与否的关键，但所有医改到了公立医院深水区戛然而止，成为纸上谈兵。为何会这样，说一千道一万，医院离开钱不能正常运转。医改中的医院院长，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ZF要政绩、社会要公益、患者要满意、医院要效益、员工要待遇”，院长非常不容易。

是院长不想改革吗？不是！可是院长为什么不积极支持改革？

首先，院长首先要面对医院员工吃饭问题，药品零差价把医院三个收入渠道，变成了两个渠道，随着事业单位工资上调，医院人力费用加大，医疗收费价格又受制于医保支付能力和民众承担能力，导致医疗收费价格调整迟缓，财政补助不能足额支持，钱从何来？

其次，院长要面对医院发展问题，许多医院在医改中大规模扩张，无论因何种原因扩张，负债成本加大，都导致医院运行成本加大，直接需要钱，钱从何来？

再次，院长要面对医务人员个人收入不能与药品、检查和治疗收入挂钩的医改政策风险，稍有不慎，便会触高压线。不鼓励医生给医院赚钱，医院运行成本如何消化，所以说，只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着不与收入挂钩却暗里间接挂钩。

最后，院长还得面对工资总额管理问题，医疗行业的高风险、高强度、弹性度高的执业特点，不同于其他行业，随着工资总额控制，多劳不能多得，如何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成为挑战之一。

医生：苦衷难于言表

医生也有难于言表的苦衷。面对患者，医生首先要看病，看病的同时，还需做好另外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因为有举证责任倒置法律，不得不全面检查防范打官司，俗称为“防御型检查”，是制度的悲哀；二是要防范人身侵害风险，是社会的悲哀；三是还要看着患者的钱袋子，多赚点钱，否则自己没有绩效，是体制的悲哀。

确实，医改办、院长和医生都有自己难言的苦衷。医改办也要加快改革进度，但却难以调动其他部门协调推进。医生们不是愿意多开药，多开检查，而是因为完不成定额要被扣奖金。医院也有自己的“苦衷”，靠公共财政负担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配备的机器总不能闲置，医院还要发展，院长不能做亏本生意，否则如何维持下去，于是他们只好给科室定下创收指标。

因此，医改如何继续深化，真的需要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合理进行医改顶层设计有的放矢。不重视医院和医务人员声音的医改，必然要付出更大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