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论药材含水量与经方剂量折算》有感

读《论药材含水量与经方剂量折算》有感

《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6月12日第4版量效关系刊登了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徐立鹏、穆兰澄、 郭允、 仝小林四位老师署名的文章《论药材含水量与经方剂量折算》。读完此文，笔者感觉眼前一亮。多年来困扰在广大中医从业人员心头的经方剂量与《中国药典》相差悬殊的问题有了新的答案。

笔者虽然只是一名基层中医人员，但是长期以来关注当今某些经方学派的用药，一直为他们超剂量用药感到担心，并经常与他们探讨，虽然笔者用药剂量总是以药典为依据，并对那些经方学派动辄几十克上百克的剂量感到质疑，但是交流中一些经方派总是以本文开头的考证《伤寒论》中经方1两等于现代13.8克为依据。且不少经方人士恰恰以仝小林老师为依据，说仝小林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方1两等于13.8克，所以剂量必须大，否则不会有效。而且也提供一些医案说明超大剂量用药效果是如何的好，似乎不大剂量用药就起不到效果一样。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方家都是超大剂量用药，像南京中医药大学的黄煌教授虽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经方老师，但是我观其用药剂量都是在药典规定的剂量范围内，而治病同样效如桴鼓。现在看到这篇由仝小林老师署名的文章的发表，感觉终于能够以正视听。

曾经针对一些经方人士超大剂量用药我提出过反驳是：假若用药剂量真如他们所说按照1两等于13.8克用药才能收效的话，那么现代药典规定的1两等于3克用药就是基本无效，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辨证准确的情况下为何用药典规定的剂量完全可以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呢？如果辩证不准确剂量再大也无效，还只能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所以我认为在药典规定的剂量就能收效的话，如此超大剂量用药除了浪费金钱就是浪费药材，而且假若是超大剂量用药出现医疗纠纷的话，医者必败无疑。因此我觉得超大剂量用药完全没有必要。

其次，关于汉代药物剂量的问题，笔者作为一名基层医务人员，虽然没有能力和条件像仝小林教授他们那样去做研究，但是根据临床实际，我觉得古代之所以药物剂量偏大，除了与药物含水量有关以外，还与药材加工水平有一定的关系。古代受生产力的限制，不可能拥有现代的药材加工技术和机械，药材加工远远没有现代精细。而同样的药材加工越细溶出度越高，需要的剂量就越小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比如当归现代可以切薄片，古代可能只能切到很厚的片，一些质地较硬的药材更难加工，因此煎药时药物溶出度受限，药物煎出达到有效剂量就需要比现在剂量大很多的药材。再者古代煎服药方法也与现代有别，相对来说现代煎服药物都能更大限度的提高中药材利用率，因此药材用量也可以减少。

总之，读完此文，我深感欣慰，虽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报道不是很多，但是以仝小林教授为首的老师们终于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得出了新的答案。说明了 现在药典规定的剂量是安全而有效的，所以此文之重要性实在是不言而喻。这对规范用药，减少药材资源浪费和降低患者医疗费用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另外对规避医疗风险也很重要，目前一些医生超药典剂量数倍用药无疑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尤其是一些毒性较大的中药材比如半夏、附子等，一旦超剂量用药出现问题的话那就有口难辨了，因为首先是医生自己违规用药了。比如看到一些媒体报道的北京永安堂大药房某医生开出的半夏每剂用药量达到40克，结果患者后来发现肾功能损害，虽然并没有切实证据患者是服用大剂量半夏导致的肾功能损害，但是因为治疗前并未做相关检查，该医生超剂量使用半夏却成了对自己很不利的证据，在患者诉诸法庭之后，结果被判处数百万的巨额赔偿，虽然这个判决在中医药界都觉得冤枉，但是违反药典用药首先对医生自己不利。所以作为医生就用药剂量应该以药典为准绳，遇到治疗无效的情况下首先要看看辨证是否准确，而不是一味的加大剂量。

作为一名基层中医，期待有更多的这类内容的报道出现，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医生规范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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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群组: 安徽基层医生群(协会)

我就一个反问，按现现代储存药材的方式总比古代进步太多吧，就拿现在说，那个药商药农敢把含水量过高的药材交易流通，药材讲究产地，以我们现在的运输方式、保存方式，对虫蛀、发霉、等等问题，而且硫磺（古人也有用硫）严重超标，都难以保证长时间的进行保存。这个加工方式，不是古人就切片很厚，《伤寒》第一个方子药后就有”口父 咀“，之后的还有如附子”破八片“以后的方子不注明，大多数因那时用的是竹简，要惜子如金。在此请大家去看看《千金》里面关于药材的保存、产地、加工切片，还有药材用的是哪个部位、生长年分等等，都有严格的制度，十分详细，还有其它医学专注也有提及，所以还是得考证再结论啊。

宁买十分毛，不买一分潮。这就是中医进货的原则。与中药临床用药效果与剂量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