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偏纠偏

以偏纠偏
无不具有偏性。中医治病之根，即“以偏纠偏”，以达阴阳平衡，此即吾之谓“中庸之道”也。今有人不明“以偏纠偏”之真旨，吾不得不再为言之。
世医立论所谓偏者，究其原因不外有四：精力、阅历、明义、补弊救偏也。其一：世间万病而人力有限，故为医者穷一生精力亦难成全医，此精力所限也。其二：加之临床所见不同、体会各异，是以治阴虚多者以阴为重，治阳虚多者以阳为重，此阅历经验所限。其三：古人立言，多为“阐明一义”，绮石《理虚元鉴》说：“夫东垣发脾胃一论，便为四大家之首，丹溪明滋阴一著，便为治虚劳之宗”；李士材《医宗必读》亦云各家无非：“阐《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前人著书立说，各明一义耳”。故古人立论之“偏”，乃济世苦心，后人学之必须活看，陆以湉《冷庐医话》云：“古人之书，因时而异，莫有不偏焉。学之得当，则其偏处，即其长处”也明言要“学之得当”而非“过”也。若学而“失当”，学而“过”，则不免又拘于其偏，反成其短。其四：张子和不满“凡病皆补”之风而创攻邪学说，刘河间针对时医墨守仲景成规而倡火热论，东垣创脾胃内伤源于时医误认为外感，丹溪言滋阴乃针对世俗滥用温燥，皆补弊救偏、以偏纠偏之意，过则反又成流弊，由此极端而至彼极端。
世间百病，或伤于气、或伤于血，或咎于实、或咎于虚，或阴不足、或阳常虚。不论何种，皆需去其病因，除其标象，然后方可渐复平衡。用药上无非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用药物之偏性以纠人体之偏胜，此其大略也。 但具体实施仍需具体分析，古人早有“衰其大半而止”之名训，蒲辅周先生也一再强调“宁可再剂、不可过剂”，皆恐后人“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提”，病轻药重，适得其反，矫枉过正也。用药、立法皆宜本乎此。
举一寒症为例。寒邪为患，有大寒、有小寒、有实寒、有虚寒、有单纯寒邪作祟、有寒热虚实错杂，故药物有附子、干姜、桂枝、吴萸、肉蔻、骨脂之热性大小之分、属性上下不同之别，处方亦有轻中重剂之区别，立法则有纯以辛温药物为法、如四逆类方，又有寒热并用者、如附子泻心汤。 岂可一见寒症，不问青红皂白，开手即投大剂姜桂附之理？
更有甚者，妄想借一药一法而纠尽天下之偏，岂非缘木求鱼、流弊更甚？说其是“懒汉医学”，已属高抬，若遇真阴虚，仍以姜桂附为主，而实热径投大剂辛温，偏执乎？医疗事故乎？
古今圣贤于此早有卓见，李士材云：“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是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李士材反复强调一“过”字，过犹不及也。 不过“各明一义尔”，偏执于温阳，致使“立论过当，遂开酷烈之门，今日桂附之毒，等于刀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