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根”在我国最基层医疗服务前线的村医们，正在经历一轮严重的“水土流失”。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印发的《关于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的要求，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26个省份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先后出台了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或实施方案。 一边是更高服务水平和素质的要求，一边却是不对等的高风险、低收益。这群并不“名副其实”可称为医生的群体，在分担着我国8.3亿新农合覆盖人群医疗需求的同时，却挣扎在坚持和放弃的两难之中。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新医改背景下的存疑生存与工作状况调查报告》中一项调查显示，药品零差价实施后，收入有减少的卫生室达98.2%，因药物品种有限而不去村卫生室就医的患者比例高达72.5%。 村医的高风险、低收入还体现在医疗风险自担、常年无休假、收入低等方面。各种不利因素叠加起来，使许多村医选择了放弃。 村医流失令人担忧 李钊毕业于河南省中医学院，在其他同学毫不犹豫地跨入大医院之门时，品学兼优的他，却固执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成为了一名最普通的基层村医。 成为一名好的村医，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是李钊长期以来的追求和梦想。于是，十几年如一日，他和所有同行一样随叫随到。无论是严冬酷暑，还是白天黑夜，只要接到电话，他就会马上背起药箱，迅速赶往病人家里。 即便是一些药物过敏的病例险些让他赔得穷困潦倒，即便是病人欠下的药费单据可以堆积成一座 “小山”，他仍在坚持最初的梦想。2010年，他获得“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这一殊荣。 然而，这个将近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除了无日无夜拼命地为百姓看病赚取微薄收入外，只剩下一叠厚厚的账单。在生活压力之下，他最终还是放弃了。 如今，李钊已是拥有三四个分公司的公司董事长。每当回想起做村医的辛酸和无助，他都感慨万千：“我不想戴着荣誉之貌，却过着无地位、无身份、一贫如洗的生活。” 这位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的转行背后，折射出的正是令人担忧的村医流失问题。村医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等。 一件事故可致破产 记者获得的一份《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1）》显示，62.1%的受访者从未遇到过医疗风险，32%的受访者碰到过5次以下医疗风险，至少遇过6次医疗风险的占5.9%。在遭遇过医疗风险的受访者中，赔偿金额平均为13759元。 今年6月3日，做了48年村医的湖北省潜江市老新村村医王华，迎来了他村医生涯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重大医疗事故。 当天早上，一位中年男子来到王华的诊所。经王华诊断，男子左脚大拇指红肿伴有疼痛的原因可能是痛风。依照经验，王华开了4克头孢曲松钠的静脉注射，“皮试显示的是阴性，没打到十滴，患者就开始呕吐”，他立刻拔了针，注射了10毫克的塞米松钠，此时患者呼吸猝停。老王又注射了肾上腺素，并做了紧急救助，但患者始终没有醒来。 死者家属要求当场赔150万元。在当地ZF的调解下，最后要求赔偿40万元。但老王拿不出那么多钱。 王华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因为村医的卫生室是个体经营，赔偿金额全由自己负担，没有相关机构负责。” 医疗事故自担，很多村医已习以为常。两年前，黑龙江村医李杰依照患者的症状，开了一副遂化某药厂生产的新绿宁口服液。患者服用后头晕、恶心、呕吐，送至卫生院抢救，他赔了患者家属3000元。 李杰告诉记者，自己是按药品说明书的指示给患者服用的，患者产生的症状也可能是药物质量问题，“我去药厂讨说法，药厂负责人只说了一句 "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便再无音讯。” 收入微薄且无保障 王华想着，这次赔完钱，他就不打算干了。家中还有几亩地，足够他谋生。 事实上，老王对自己干了48年的村医有些许失望。他没有村医养老保险，一直承诺的村医每月700元左右的工资补贴，至今也没见到。如今，王华的收入除了每次挂号的4元钱诊费，就是每月以农民身份得到的55元补助。 除了微薄的收入，工作的繁重同样构成村医的巨大压力。社科院调查显示，村医平均每月休息时间不到半天，如此繁重的工作，使村医很难从事其他副业来增加收入。因此，如果不设法提高村医的待遇，将很不利于村医队伍的稳定。 医事律师网医学律师孙润波告诉记者，“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村医，风险自担是合理的。但风险自担的同时，也应让村医自负盈亏，自己管理。但现如今，在县卫生院管辖下的村医，失去了自我经营的权利。卫生院和村医存在竞争关系，卫生院会将有收益的项目独揽自身，让村医做没有收益的事情。村医因此处在不合理的状态中。” “社会组织应该行动起来，比如成立协会。另外，ZF亟待统一为村医购买相关保险，一旦出了问题有保险给付，可以适当分担风险。”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俞卫呼吁。 零差价后困境加剧 除了上述因素，基本药物零差率制度则成为促使大量村医改行的直接导火索。 《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1）》显示，基本药物零差率制度给卫生室带来的影响中，最明显的是村医转行。 据一项零差率制度对卫生室收入影响及补偿的调查显示，零差率制度实行后，98.2%的调查对象年收入下降，平均降幅达50.3%，降幅在20%以上的占89.81%。 另有数据显示，接受调查的村医在实行基本药物零差价之前的人均年收入为24902元，之后平均为10444元。 社科院的调研显示，新医改政策，尤其是基本药物制度执行后，基层医疗卫生体系显得更加薄弱。《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的来自河南、湖北、安徽等8个省份的村医均反映，基本药物制度的零差价让他们更难挣钱了。 “未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之前，药品利润占大部分，一个月大概能赚3000元。实行之后，每月只能拿到平均1000块钱的医疗补贴和每月415元的基本工资。”湖北恩施村医代表文庆华告诉记者。 医疗补贴，视门诊量和基本药物的进货量而定，且发放时间不确切。到今年4月，恩施施行基本药物制度已有8个月，但文庆华只拿到了两个月左右的6470元医疗补贴和4个月1660元的基本工资。这是施行基药制度之前文庆华约3个月的收入。 “304种基本药物也不够用，”黑龙江村医代表汪洋说，“有些村子生活渐渐富裕，想用疗效好的药，但基本药物中没有。患者就会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导致我们患者流失，利润也下降。” 除上述问题外，评论员黄国胜认为，ZF应明确农村村医身份，改革卫生人事制度，提升农村村医的待遇水平，并且适当放宽农村村医执业资质，给予特殊的政策保障以及倾斜。 朱恒鹏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按照目前中国的行政管理，将村医纳入事业编制，会导致行政管理失调。”他认为马鞍山的农村医疗保障措施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之道，给农民医疗券，让他们自行选择医生，医生可凭医疗券换钱。（杨芮） |
收藏
转播
QQ好友
QQ空间
新浪微博
复制链接
){kind=link}